□刘乐源

    说起翻译，我们一家三代人虽非翻译专业出身，但却和不同语种的翻译有着不解之缘。

    爷爷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进步人士。

    1938年，爷爷在汉口读高中，后考入四川大学，谋求知识报国，当时在学校学习了英语、德语等外语。1942年，爷爷到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参加短训班，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一本英德词典和数本外语杂志伴随他经历了一次次生死攸关考验，用“翻译”度过人生最暗淡的时光。

    新中国成立前夕，爷爷跟随部队起义加入光荣的解放军，后来在部队短训班里学习了俄语。1955年参与武汉长江大桥修建时，爷爷在苏联援华专家的帮助下，尝试翻译了一些图纸资料。

    上世纪50年代末，爷爷从部队转业到荆州地区工作，仍坚持订阅苏联画报等刊物，同苏联邮友通信交换邮票，不断提升自己的俄语水平。上世纪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后，爷爷恢复了和苏联邮友的联系，继续交换邮票，阅读俄语刊物，直至1993年去世。近几年，我将爷爷的遗物、藏品整理分类后，先后捐赠给重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等单位。

    父亲从小受家庭环境影响，也在不知不觉间走上“翻译路”。高考恢复的前两年，父亲经常将英语单词纸片插到《毛主席语录》里，以便随时随地记单词。经过几年努力，父亲考上当地一所师范学院物理系，大学期间辅修了日语。他梦想成为一名中学物理老师，但事与愿违，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工厂，从事机械设备维护等工作。

    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地中日合作医院、企业渐渐多了起来。父亲利用大学时的日语基础，加上后期努力，在日本专家和翻译不在时，自己也能够翻译设备说明书了，同时也在当地结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经常带日本朋友来家里做客，日本客人带来的奇特小礼物、精美邮票和童话绘本让我的童年增色不少。

    我对朝/韩语产生兴趣是在6岁那年。当时家里书柜上有几本书显得尤为特别，书里的文字和拉丁语字母及汉字完全不同，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种文字像是一种神秘的外星符号，让我产生了想要去解读它的欲望。问过父亲后得知，这些是朝鲜战友和同学送给爷爷的《金日成选集》《与世纪同行》《朝鲜革命歌曲集》等书籍。

    从小学到初中，我和几名朝鲜、韩国邮友通信往来，在交换邮票时，也对朝/韩语有了更多了解。后来我到韩国留学、工作6年多，走遍了韩国的每个城市，甚至通过电视台牵线搭桥找到了一名当年和我有过书信往来的邮友，时隔10多年在韩国相见，真是感慨万千。我在韩国庆熙大学留学时，还利用寒暑假就近在韩国外国语大学、高丽大学报读了日语培训班和中韩语翻译课程，为日后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回国后，我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2013年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专职韩语翻译。工作两年后，我选择辞职周游世界，两年内陆续穷游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了爷爷和父亲日记本里多次出现的一些地名：东京、河内、金边、万象、雅加达、莫斯科、柏林、布达佩斯、布拉格……当然，也花光了所有积蓄。当时，作为一名自由译者，我的翻译工作也一直没有中断，穷游的同时为中韩两国的政府机构、企业做了不少笔译。

    2017年，旅行结束，我一边读在职研究生一边找工作、参加各种考试。尽管不再从事专职翻译工作，但每天阅读朝/韩语刊物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如今在基层工作，虽无节假日和周末，但我每天仍会利用早晨和中午时间阅读朝/韩语刊物，坚持做一些笔译工作。

    爷爷早已离去，父亲也已退休，他们所处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但我相信他们对翻译工作的热情永不过时，会在家族传承下去。尽管未来翻译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我仍会坚守初心，发扬传统，不断挑战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