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灯

    熊渠是“不服周”的始作俑者。《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大意是说，熊渠很得长江、汉水一带百姓的拥戴，于是兴兵讨伐庸国、杨粤，直到鄂地。熊渠说他是蛮夷人，不用中原国家的号谥。后来就立他的长子熊康为句亶王，二儿子熊红为鄂王，小儿子执疵为越章王，都在长江边上楚蛮地区。

    熊渠带兵讨伐的庸国在今湖北竹山西，杨粤即杨越，是越族的一支，在今湖北、江西一带，鄂地即今湖北鄂州。“伐庸，应为突袭”“伐杨粤，应为先蚕食、后鲸吞”“伐鄂，应在馭方成为周人阶下囚之后，等于趁火打劫。”“劳师远出以伐鄂，无疑是受了铜矿的诱惑。熊渠一生所做出的最大的决策，以及所曾建树的最辉煌的功业，就是伐鄂。”（张正明：《楚史》）熊渠立三子为王，所居地分别为今江陵、鄂城和九江。熊渠之所以这样安排，其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运输红铜的战略通道的安全。把长子康安排在江陵，说明在当时，熊渠已非常重视江陵，不排除有在此谋划建都的可能。

    熊渠是神一般的存在。《史记·龟策列传》说：“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门。”雄渠即“熊渠”，可见熊渠是一位善射之人。《新序》卷4载有熊渠善射的故事：“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把箭射入石中，后来的养由基和李广也有同样的故事，这应是对善射之人的一种增饰，无非是想表达善射之人的魄力和勇气。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所用的镞，必定坚硬而锐利，说明当时楚国制作的铜质兵器技术已相当成熟。

    从熊渠善射，讨伐他国，立三子为王之事，可以看出，熊渠绝非是一位有勇无谋之人，相反他是一个颇具野心和谋略，有胆有识的“圣人”。

    1959年在长沙采集到的楚公家戈，是一件巴蜀式戈。在其内上呈"L"形铸“楚公家秉戈”5字。后经考证，铭文“家”与“渠”相通，“楚公家”即指楚国国君“熊渠”。巴蜀在江汉平原的西部，熊渠能把长子封在江陵，表明当时的楚已经与巴蜀有来往。熊渠对巴蜀戈产生了兴趣，遂命工匠仿制了一件。此戈制作精良，纹饰看似简单，但略显怪异，援的两面都饰若干椭圆形黑斑，这或是受黑斑蛇蚊的影响。此戈在同类兵器中殊为罕见，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楚国有铭铜戈，被誉为“楚国第一兵器”。

    楚公家戈铭文用笔以藏锋为主，笔画圆润厚实，曲直相生，稳妥有致，笔势承接自然，结体朴茂，毫无违和感。其“家”左上带“爪”形，这是楚的专字，“秉戈”2字反向，应是有意而为之。戈铭既存周金文遗风，又明显带有楚之特色。“秉”是执持的意思。铭文大意为：楚公家专用戈。

    透过楚公家戈，我们隐约看见一个既“不服周”、又乐意“博采众长”的楚国国君熊渠。熊渠的遗物，传世的还有楚公家甬钟四枚，其铭曰：“楚公家自作宝大林钟，孙孙子子其永宝。”

    斯人已去，“铭”垂青史。熊渠不失为楚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军事家，是他，使楚国逐步摆脱了周王朝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楚国的崛起与荆楚文化的孕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