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媛

    曹禺青年时便写出的《雷雨》，奠定了其在话剧史上的地位。他对《雷雨》倾注了太多热烈丰沛的情感。巴金认为，“《日出》和《阿Q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近日，舞台剧《日出》在上海、苏州等多地巡演，分黎明、黄昏、午夜、日出四幕，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都市生活中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经历遭际。作为曹禺经典剧目，《日出》曾被多次搬上舞台，金星剧团的演出，通过柔美翩跹的现代舞姿，别具一格的服饰色彩，或明或暗的人物群像，呈现出如日出般的璀璨绚烂。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关系就是一种社会关系。”《日出》中的舞台布景简单不失规整，呈现出独具特色的立体感。倾斜而上的斜坡，将舞台空间进行了适当分割，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空间内演绎着他们不尽相同的人生。如陈白露房间内的木马，暗示她性格中的天真；饮酒吧台的设置，则显示出各色人等生活方式的纸醉金迷；人物站位的高低，暗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差别。空间设计的与众不同，彰显出金星舞台剧的现代审美艺术，也能展现舞蹈的灵动之美。曹禺之女万方非常肯定剧中的现代舞元素，“现代舞可以使得《日出》与今天人们的命运、生活、人生感悟，形成勾连。”无论是在潘月亭、陈白露穿梭流连的旅馆中，还是在翠喜、“小东西”的房间内，时常有数位舞者翩跹起舞，既衬托出人物所处社会环境的喧嚣繁华，也暗示人物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更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揣摩本剧的隐喻主题。

    《日出》的色彩之美亦可圈可点。讲述这样一个19世纪30年代的故事，需让演员服饰所呈现的视觉效果产生强有力的冲击力，才能吸引观众的目光。原作中曹禺这样描写她的外貌：“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她发际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鬈髻，垂在耳际。她的眼神明媚动人，举止机警，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金星出场时选择了白色旗袍，头上插白色羽毛作为装饰。戏剧服饰激发读者视觉刺激，强化剧场效应，既具有明显的视觉感受，又有潜沉的社会心理文化语义。红色热烈、迷人，象征着生命的活力，白色干净、澄澈，也象征着悲哀与死亡。到第四幕，金星的服装又换作豆沙色，再次展现了这个明艳动人的女人香消玉殒后前的不甘与悲凉。小东西的服饰则是生机勃勃的绿色，一个有着如此生命活力，具有反抗精神的年轻女孩就这样走进命运的深渊，不禁令人为她的反抗与斗争扼腕叹息。翠喜则是一身金色与蓝色交融的旗袍，象征着青春不再的女人辛苦维持一家人生活的辛酸与悲凉。人物服饰的色彩在丰富变换的灯光之下，更加增添了全剧的独特魅力。窗户与穹顶投射出的耀眼金光，更在一直暗示着曹禺“日出”的主题意蕴。

    《日出》还勾勒描摹出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人物群像。54岁的银行经理潘月亭，留洋归来的博士张乔治，孀居多金、风韵犹存的顾八奶奶，几乎每个人物身上，都有鲜明立体的性格与当时社会现实的映射。陈白露原名“竹均”，虽有傲骨，却一步步在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中沦丧，在她身上，既充满了雷雨般的抗争，又显现出飞蛾扑火般的悲壮；剧中还存在着层层级级的“施舍”与“被施舍”“乞求与被乞求”的关系。兢兢业业工作数年、患上重疾后却被裁员的黄省三，显示出契科夫“小职员之死”样的悲惨；唯唯诺诺的李石清，连小儿子死去都凑不够钱不去看上一眼，为了银行东奔西走却被一脚踢开，被榨干价值后空无一用；原本每日围在陈白露面前献媚讨好的张乔治，借钱时却要极力羞辱，显示出一副现实冷酷的花花公子嘴脸……正如王朔所言，“《日出》具有诗意的热情，揭示了定命的现实，也暗示了这现实的纠正。”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舞美、声色、群像，金星舞台剧，跨越百年之河，在原有经典作品之上，积极创新求变，再次抵达观众的心灵深处，完成了一次审美与精神的文化之旅。

    （高媛，女，1992年生，华东师大硕士研究生毕业，教师、诗人、青年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