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语

    那个潮湿的早晨，砖红色的太阳从东面带来的仍是一地的清凉，我和母亲去赶集。

    热闹的集市，农户们把家里可以拿来交易的东西都摆了出来。常摆摊儿的还支起了木板，有的扯起蛇皮编织袋似的伞，红一条绿一条的，在风的吹拂下吆喝着晒得变了色的的确良、老粗布以及自己手编的笤帚苗、柳条筐。

    吃过午饭，我就该骑车赶到40多里外的学校去住宿了。但一早，母亲说“咱先去赶个集”，向来不知拒绝的我，自然就推起了自行车。每个月回家一趟，除了把住宿时需要换洗的衣物和空了的咸菜瓶带回来，再带回去一个月的零花钱和满满一兜子的炸咸鱼和鸡蛋、咸菜之外，我还会抽空跟父母去地里薅草或给棉花喷农药。

    上次，回家正赶上插地瓜秧。天旱，父亲推着水桶去给地瓜秧浇水。在地头上，软皮管子咕咚咕咚地喷到铁皮筲里，冰凉的河水泛着白沫，还随时漂一些草屑。我憋住一口气，这样有力气把铁皮筲提到地瓜垄之间，用舀子给地瓜秧浇水。下午回校的时候，裤腿上黏着泥，可我没觉得丢人，到了宿舍用手搓一搓，裤子上就只剩下一些微微泛黄的点子。

    这次，母亲坐在后车座上。我驮着她，小心翼翼。她怀里抱着一篮子红壳鸡蛋。刚回家时母亲就说，最近鸡下蛋挺多。

    没想到，母亲带我在闹闹哄哄的人群里走了半天，最后找到一个角落，蹲了下来。母亲有些羞惭地把鸡蛋篮子摆在了路边。我才发现左右都是卖鸡蛋的，有的脚边还卧着鸡爪子被绳绑着的红冠公鸡或眯着眼扑扇着翅膀的白毛母鸡。

    母亲的不自在也感染了我，我把脸埋在膝盖上，在周围讨价还价的吵闹声中，恍惚有了学费困难的窘迫。

    有人用很敞亮又惊讶的嗓门喊着母亲的名字：“怎么，你也在卖鸡蛋吗？”母亲惶惑地站起来，遮掩着：“鸡蛋吃不了了，天热怕坏了，就来卖一些。”那人很有经验地弯下腰：“一看就是柴鸡蛋，又大又红。”她把鸡蛋一个个，都捡到了自己的篮子里。母亲伸手想挡一下：“你不挑挑吗？你先挑好的。”“都好，没啥挑的。”随后，那人很麻利地报数：“一共75个。”我抬起头来，看到别人都有带圆盘的秤，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好了。

    那人说：“按个数就行，我已经打听了，一个5毛钱。”母亲犹豫着：“有这么贵吗？”那人很有底气地说：“应该价更高点儿，你这鸡蛋好，你就算照顾我了。”她把一张50块钱递了过来，母亲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灰不溜秋的手绢，卷开，从里面找出零钱给她。

    那人挎着篮子一拧一拧地走了。我们也站起身来，空气里还震动着她脆响的笑声：“有空，去我家喝水呀。”而我在木呆中才意识到鸡蛋已经卖完了。母亲拽拽我，示意回家。左右的人沉默着，用欣羡的目光看着我们空着的提篮。

    在路上，母亲说买鸡蛋的人是邻村的。她孩子娶媳妇是母亲说的媒。那人让儿子来谢母亲，送来了桃酥和喜糖。母亲没要，说结婚容易拉饥荒，别赊一些账。

    “她是要还我的人情哩。”我骑着车，听着飒飒的风，似乎有母亲颤抖的嗓音。我想，母亲那一篮子鸡蛋，更宁愿卖给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返校的时候，那50块钱到了我手里。母亲说，这周还是炸的咸鲅鱼，腌的鸡蛋还不咸，月底你回来时就能带上了。

    我走时没见到父亲。他去外地干活了，给人家画墙上的广告牌。母亲说父亲春天种地，一个月没出去干活了，得去挣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