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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楚酒文化,是中国酒文化的重要部分。时至今日,楚酒文化遗产也相当丰富。周代是中华文化成型的关键时期,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酒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所谓楚酒文化,是指楚国及楚系范围内的酒文化。考古发掘与研究发现,楚地拥有大量的、极其丰富和珍贵的楚酒文化遗存,从酿酒原料到储酒器、用酒器;从饮酒器具到宴饮游戏用具,神秘的楚酒遗存与历代酒文献、酒传说、酒故事和饮酒习俗一起,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楚酒文化,用实物证明了荆楚古老的酿酒历史,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价值,也具有现实保护、利用和开发的价值。 □ 刘玮 张卫平 楚酒文化的独特内涵 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酒文化则是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楚酒文化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文学艺术、礼仪制度和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影响非常深远。其独特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酿酒技艺、多样的酒品、尚酒的习俗,以及酒器文化这四个方面。 高超的酿酒技艺 周朝时期,楚国在各诸侯国中酿酒技艺独树一帜,非常精湛,品种比较多,主要有茅香酒、醴酒、瑶浆、琼浆、桂酒、椒浆和楚沥等。楚国既有浓度较高的酒,也有浓度较低的酒;既有红酒,也有白酒;既有经过过滤的,也有未经过滤的。楚人所酿造的酒,是根据人们对酒所需的不同场合和口味而制成的。从文献记载看,楚人是以酿造和饮用低度的酒为主。 古人制酒大都以主食为原料,经过发酵而去其糟后必须过滤,而楚人用青茅过滤的方法酿酒,不但使酒液清澄纯净,还让酒液在过滤时带上青茅的特殊芬香气味。显然,这一酿酒技术是楚人发明而传入周王室的,因而成为酒的上品,同时又成为祭祀的专用品。当时,楚国除了自己酿制酒外,还以责贡、求贿和购买的方式进口其他诸侯国的酒。 丰富的楚国酒品 楚国酒品中,最具特色的是茅香酒,即用一种茅香草过滤而成。据史料记载,管仲代表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伐楚时,就向楚宣布了罪过,其中一条就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左传·昭公四年》)。由于苞茅缩酒是楚国重要的祭祀仪式,所以管仲率诸侯之师伐楚时,“问罪”的理由之一,就是楚人不向周天子贡奉苞茅,使得周天子不能缩酒祭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由此可见,苞茅仅为楚国所有,周王室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楚国并非只有茅香酒,还有更为丰富的酒品。据《楚辞·招魂》《楚辞·大招》记载,楚人制造的酒有低度红酒瑶浆酒、低度酒桂酒、椒酒,以及酒精度较高的烈酒——楚沥。其中,烈酒是经多次酿造而成的酒。《楚辞·大招》中就有“四酎并熟”一语,这“四酎”就是指多重酿造法,即指用三次酿成的酒再加水发酵而成。由于这种酒所需时间较长,故其浓度自然偏高。“四酎”酿造法反映了楚人具有高超酿酒技术。 浓郁的尚酒习俗 楚人高超的酿酒技艺,形成了楚人对酒的偏嗜。因此先秦时期饮酒之风,于楚更烈。 楚酒是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质。“鲁酒薄而邯郸围”的典故表明,楚国已将酒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质的层面。酒的特性是“水形火性”,这与楚人的品性十分相似,使楚人对酒有着特殊的偏爱。据战国时期的《庄子·胠箧》记载,楚宣王会见诸侯,鲁国恭公后到,并且送来的酒很淡薄,楚宣王甚怒。恭公说,我本是是周公之后,勋在王室,给你送酒已经是有失礼节和身份的事了,你还指责酒太薄,真是太过分了!于是鲁恭公不辞而归。楚宣王一怒之下,发兵与齐国一起攻打鲁国。本来,梁惠王一直想进攻赵国,但却畏惧楚国可能趁虚而入,便一直没有动手。这次楚国发兵攻鲁,梁惠王便不再担心被人背后下手了,于是放心大胆地发兵包围了邯郸。结果,赵国因为鲁国的酒薄不明不白地做了牺牲品。 这个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酒曾是楚国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有学者认为,这个由楚国发动的战争,是古今中外惟一因酒而引发的战争。不过,在楚国初创时期,曾楚人因为没有及时向周朝进贡制酒的“苞茅”,而受到过“八国联军”的联合攻伐,也就是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伐楚。可见,楚国因酒发动过对别国的战争,也曾因制酒原料的牵连而“被战争”。 楚酒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功能。春秋战国的饮酒歃盟说明,楚国君王将酒的政治社会功能运用的炉火纯青。酒,这个被美国史学家汤姆·斯丹迪奇称之为“帮助美国建国的饮品”,也曾为楚国君王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提供了“帮助”。在历史长河中,酒能成就大事,助人治国安邦,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在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为挟天子以令诸候,大小诸侯常常以饮酒歃盟的形式,用推让或强行的举动,争当盟主。在春秋战国的549年中,饮酒歃盟多达100余次,其中从公元前704年楚王令诸侯酒会沈鹿,到公元前279年秦赵酒会于渑池,就多达39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称雄一时,纵横捭阖都与酒有关,在每次会盟中,饮酒歃血贯之始终。 酒是帝王笼络人心、剪除异己的工具,更是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法宝”。楚庄王的“绝缨宴”,项羽的“鸿门宴”,刘邦的“还乡宴”,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特别是雄才大略的楚庄王,善于用酒的大师。他以酒作掩护,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成为春秋五霸的霸主,也使楚国的疆域扩大至大半个中国。 楚酒多种多样,雅俗共赏,楚国各个阶层都好酒、爱酒。《楚辞》等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楚国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无不以饮酒为乐。《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浪漫主义是《楚辞》的灵魂。酒文化渲染了《楚辞》的浪漫主义色彩,烘托出《楚辞》中绚丽的词藻、神奇的幻想和空灵的意韵。《九歌》中有着许多关于酒的描写,而《招魂》与《大招》中,则通过祭典活动展现了楚国贵族丰盛华丽的酒宴。而在古文献中,有关楚人饮酒的记载要比楚人膳食的记载多得多。 从已发掘的楚墓看,一些大中小型墓葬中都随葬有盛酒各饮酒的器具,足见上至楚国高等贵族,下至楚国一般人士无不以饮酒为乐。《招魂》所记载的正是楚国贵族不分昼夜、沉湎于酒色的真实一幕。更令今人引以为戒的是,作为楚鄢陵之战的主帅子反,竟因醉酒而贻误战机,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左传》成公16年记载,楚晋战于鄢陵,双方酣战一日,晋军秣马历兵,准备明日再战。楚王“闻之,召子反(司马)谋。毂阳竖献饮 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结果,楚军因主将醉酒不能作战,只好连夜撤退,子反酒醒后受到楚共王和令尹子重的责罚,不得不引疾自刎。楚国将军子反面临与强敌的大决战,竟然在军中喝醉酒,可见楚人对酒有着特殊的偏爱。屈原正是在总结了众多历史教训后,才能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 独特的酒器文化 考古发掘与研究证实,从楚墓中发现的酒器在饮食器皿中的比例远远高于列国墓中所见。楚地拥有大量的、极其丰富和珍贵的酒器遗存,从酿酒器物、原料到储酒器、用酒器;从饮酒器具到饮酒游戏用具,神秘的楚酒遗存与历代酒文献、酒传说、酒故事和饮酒习俗一起,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楚酒文化,用实物证明了荆楚地区古老的酿酒历史。酒器的材质主要有金、银、铜、漆木、葫芦、陶,品种则涵盖了壶、钫、罐、卮、缶、瓒、罍、盉、樽、杯、盒、勺、斗,等等。 滤酒器。就目前来看,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楚国的酿酒器物,只是1981年在楚系墓葬即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中出土过一件青铜铸造的三角形漏斗,是用来过滤酒的器具。这件三角漏斗,呈三角形,尖底,底部有一小圆孔,三角形顶端各有一个圆形环钮。素面。斗口边宽15厘米,腹深6.3厘米。类似的滤酒器物,曾于1978年在曾侯乙墓中出土过。 盛酒器。在楚国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批非常有文化特色的盛酒器,有壶、钫、罐、卮、缶、瓒、罍、盉等,漆樽,在楚墓当中尤为多见。其中荆州雨台山471号楚墓出土的彩绘蟠蛇虺,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件漆木雕酒器珍品。这件酒器,由盖、身两部分构成,整器呈圆筒状,盖顶微隆起,盖、身浮雕20条蛇,即盖上浮雕8条相互蟠缠的小蛇,4条红蛇头向盖顶当中,另4条黄蛇头向盖沿四周。卮身外浮雕12条蛇,其中有对称的长黄蛇与长红蛇各2条,还有8条粗短的黄蛇相蟠其间。还有1987年从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彩绘凤纹筒,由竹筒与木盖组成,筒身为天然粗竹,直壁,竹节为底,子母口上承盖,盖顶较平。竹筒,锯制;木盖,斫制。器外髹黑漆,并用红、黄、金三色彩绘花纹:筒身两端绘波折纹和卷云纹,筒身中部绘四组对称的凤纹,盖面为变形风纹和卷云纹等纹样。筒径6.7厘米,通高28.8厘米。 除了以上这些漆木酒器外,在楚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酒器,但出土青铜酒器最多的,还是楚系墓葬特别是1978年在湖北随州擂鼓墩发掘的曾侯乙墓。此墓出土了大量颇具特色的酒器,这些酒器反映了荆楚地区高度发达的酒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酒器是铜鉴缶、大尊缶、联禁大铜壶和透空蟠螭纹铜尊盘。 其中最有特点的是透空蟠螭纹铜尊盘。尊是盛酒器,盘则是盛水器。这件铜尊盘出土时尊置于盘内,拆开来是一尊一盘,放在一起又浑然一体。尊作喇叭状,长颈、鼓腹、高圈足,高33.1厘米,口径25厘米。唇沿外折,下垂,形成宽沿。口沿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花纹又分上下高低两层,形似朵朵云彩。尊的颈部较高,附饰有四头豹形爬兽,皆由透空的蟠螭纹构成兽身,作攀附上爬状,返顾吐长舌。在圆鼓的尊腹和高圈足部位,于浅浮雕及镂空的蟠螭纹上,各加饰四条高浮雕的虬龙,从而突破了春秋时期满饰蟠螭纹的铜器所带有的僵滞、繁缛的格调,取得了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的装饰效果。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盘口外折下垂,直壁平底,下附有四只龙形蹄足,口沿上另附四个方耳,耳的两侧为扁平镂空夔纹;在四耳之间,各有一条虬龙攀附,其整体艺术风格与同出的尊相一致。该器是使用失蜡法铸造而成的,造型端庄优美,纹饰精巧复杂,有极高的技艺水平,是现已出土青铜器中最复杂、精美的珍品。 饮酒器。在荆州出土了大量的饮酒器,从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尊,到战国和秦汉时期大量的漆木酒器,应有尽有。特别是近些年来,先后出土了2400多件套漆木酒器。其中,楚汉漆耳酒杯就多达1600多件,其造型之别致,色彩之华丽,令人叹为观止。耳杯是古代用来盛酒的器具,外形多为椭圆形,两侧附有双耳。由于其双耳颇似鸟之翼,又称之为“羽觞”。耳杯最早出现于东周,沿用至魏晋,以战国楚人制作的漆耳杯最为精美。楚人宴饮多以双手执耳杯相互敬酒。这些漆耳杯,在造型上有圆耳、方耳之分,还有带流杯和豆形杯等异形杯。 荆州谢家桥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84件保存完好的漆耳杯。出土时,有64件用彩色的丝带绑缚成7捆。其中,10件一捆的有6捆,4件一捆的有1捆,另有20件散置。在一个普通的墓葬中出土这么多漆耳酒杯,十分罕见。而1987年在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彩绘凤鸟双联漆杯,则是非常独特的异形杯,被称之为“楚艺术的装饰母题”。 整器为一凤负双杯状,即凤鸟作微昂首,喙衔一珠,展翅欲飞状,两足站立,尾略上翘,中部并列两个竹质的筒形杯。近杯底相连处用一竹管相通,两杯侧后部各有一凤开屏形足以使双连环放置时稳定,两杯与凤相连处以生漆粘合。凤鸟遍身以堆漆法浮凸出器身,以红、黄、金三色彩绘着象征羽毛的鳞状纹,凤鸟的双翼雕刻在筒杯前壁,宛如振翅飞翔,杯身绘有二龙相蟠,龙均一首双身,龙首相对,龙身绘以勾连纹、点状太阳纹,杯底亦用红色绘出双龙与变形卷云纹,极具楚文化艺术风格。两个杯子的底部外侧各有一足,雕刻为雏鸟状。通长17.6厘米,宽14厘米,通高9.2厘米,杯口径7厘米。 这件双联杯是楚国新婚夫妇行合卺之礼所用酒杯,行礼时夫妇各执一根管子放入杯中,以同饮一杯酒来表示从此开始共同的生活。杯足雕刻为雏鸟状,寓意生育的责任与祝福。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