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6版:书香荆州

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 王福学

    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检索中国文学史,梳理中国文化,三袁文化当是历史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史》《袁宏道传》载:“袁宏道,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三袁兄弟皆为进士,又因宏道与中道先后在北京和南京担任过吏部郎中,三袁故里人便称袁家曰“一母三进士,南北两天官”。不过,“三袁”的名垂青史,并不在于他们都中过进士和在朝廷担任过官职,而是他们共同为晚明文学革新作出了巨大贡献,创立了一个文学流派——“公安派”。因此,不仅《明史》有载,而无论哪一部中国文学史,都得用专章加以评介。明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挚称赞“三袁”曰:“伯也稳实,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

    三袁兄弟著作等身,且造诣高深、成果斐然。宗道著有诗文22卷,合为《白苏斋类集》;宏道著有洋洋百万余字,有《袁中郎全集》;中道有诗文25卷,合为《珂雪斋集》和一部日记《游居杮录》,也是近百万字。

    与历代文人墨客一样,三袁尤喜登山临水。在山水游历中,在四方交友中,他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风。而求新创新,不袭陈言,不落旧套,又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明人姚士麟评价宗道诗文就着眼一个“新”字,称之“情情新来,笔笔新赴”“提人新情,换人新眼”。宏道是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个性、最有特色的作家之一。晚明散文家张岱赞曰:“古代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对于中道的文笔,当代学者钱伯城认为“大都写得色彩绚烂,文情并茂,引人入胜,足以传世”。

    鲁迅先生说:“宏道是一个关心世道的人。”其实三袁兄弟都是关心世道的。三袁文笔所至,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文化。宗道的《论文》(上下)、《论大人小人》《论用才》是社会学;宏道的《广庄》,中道的《导庄》是完完全全的哲学。宏道的《瓶史》则是研究插花艺术的专著,《觞政》表现出丰富的酒文化知识和品位。

    三袁兄弟还有大量的书札、传记、评论、序跋、杂说,处处性灵闪现,启人心智,发人深思,历久弥新,是中国历史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中叶以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发生了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的鲜明斗争。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一再发起文学复古运动,畅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万历间,继续起来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

    “公安派”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就有各种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模拟古人。宗道通过他的两篇《论文》(上下)系统散发开去,在京城上下产生了强烈反响,率先举起打倒王李模拟之风的旗帜,为“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擂响了战鼓。此时在吴县为官的宏道也一直在思考如何与之策应的问题,于是在《小修诗序》中鲜明地提出了他们的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中道认为,模仿是诗文的大敌,“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反模仿,即是主性灵……

    学界对于“公安派”的评价分别是:宗道是发端和先锋;宏道为主帅,为旗手;中道则起到了不断完善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后,王李之风渐息”(《明史》)。

    “公安派”也并非仅指出生于公安县的袁氏三兄弟。“三袁”是公安派的核心人物和代表作家,是“公安派”的代名词,没有“三袁”就没有“公安派”。既为一派,就有众多成员,其重要成员有桃源人江盈科,会稽人陶望龄,南充人黄辉,夷陵人雷思霈等。既已形成流派,且上了国史,“公安派”便不是任何地域之品牌,而是一个高气盖世的国家品牌,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

    “公安派”文学的创新精神,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打破了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积极而深远的。加之三袁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故历来对于“公安派”及其三袁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从未中断,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早已跨越国界。因此,可以说,三袁是属于世界的。

    在日本,不少人把袁宏道的《瓶史》(1599年著)作为“宏道流”插花艺术的“圣经”。自《瓶史》传到日本后,日本人一直研究不辍。特别是望月义想以中国人的名字开创“宏道流”之后,更是连绵280年而不断,已经传到如今的“宏道流”八代望月义暄手中,仅江户相模地区就有宏道流弟子3000多人。

    博士、法国法汉文哲研究中心主任倪平,河北邯郸人,主要从事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他热衷于三袁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著有《袁宏道:文经哲纬——佛家唯识论现象学》等。2007年至2019年,倪平先生先后四次专程探访“三袁”故里,与中国学者交流和畅谈自己研究袁宏道的体会及“公安派”在法国的影响。

    公安“三袁”的名世,“公安体”的出现,“公安派”的创立,经过了晚明几十年的艰辛历程,又经过400多年的沉淀、研究、比较与传播,已经在广大学士文人心目中矗立起一座丰碑,并且已然成为一种公共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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