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礼荣

  清末民初，荆州出了位名人，他就是采用“红藤碧树山馆”的名义、主持重新刻印《张文忠公全集》的田桢。然而，在由湖北省文史馆、省博物馆整理编印的《湖北文徵》中，对此人的介绍却相当简洁：“田桢，字筱成；一字蓴（莼的异体字）父，晚号幼叟。江陵人，光绪廪贡。”

  虽说在古代科举时代“廪贡”算不上什么功名，但是在清末民初的荆州，他还真是个人物：至少，当地方上的荆南道、荆州府与江陵县等三级官衙的主官们想要重新刻印《明张文忠公全集》时，不约而同想到田桢，提出由他领衔主持这项耗费巨大之事。依此而论，估计田桢不仅是个家财万贯的富翁，还是个特别钟情乡邦文化教育事业的热心人。

  说来耐人寻味，当田桢想要翻刻张居正诗文集时，已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其时在上海、天津及广州等地，早已相继引进了西方印刷机器，各种新式图书陈列满楹，而他却对此新生事物置若罔闻，非要花重金雇请雕刻工匠，一心一意地重搞传统的雕版印刷。结果，翻刻这部书光是耗费宽一尺二寸、高一尺的上好枣木或梨木板，便达1000多块；刻出文字50余万个，在中国传统印刷术即将寿终正寝之时，他还让张居正的著作最后“火”了一把，成为我国印刷史上的一件奇事。

  在这部《明张文忠公全集》中，可见其扉页上加盖有“迻山老人”“南极老人雅言寿昌”与“荆州田氏自用长久藏书之家”的钤记，看来这时的田桢，已至晚年。《湖北文徵》中曾收录了他的两则文字：一则为《张文忠公遗事书后》，另一则为《题张师帅悼亡诗稿后》。其前者，是为重印张居正诗文集而作，而后者则显然是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撰。

  其时，总督同时亦被称为制军，故田桢对张之洞便以“师帅”相尊。这篇文章不长，主要收录了张之洞写的两副挽联：一副是写给“外姑播州唐子方中丞之夫人”者，联曰：“祖饯鹤楼春，恨韦皋人蜀来迟，展拜莫酬姼母惠；挽歌燕塘月，痛潘岳悼亡旧赋，伤心未遣老人知。”另一副是写给继配王夫人者，联曰：“卿盛年，我将老，岂期见汝升天，检时刺血书经，泉下先归供一恸（张自注：余常病。恭人曾刺血书经祈祷。余病旋瘳）；重风节，爱文章，真可事夫偕隐，忆良夜剪灯读画，梦中践约或重来。”这两副挽联，都是写给亲人或女眷的悼亡之作，其他姑且不论，田桢特地择出并撰为专文，其倚师自重之意，昭然若揭。在明清两朝，对联一向被视作末技小道，一般人在文集中均少有收录，张之洞身为封疆大吏，对这类写给亲人或女眷的挽联，自然不肯轻易示人，而田桢能够将其写出来，外人似可从中得窥张之洞对其倚重之深。

  上述种种情形，基本可以看出在清末时期，荆州士人田桢在当时确实是名重一时的显要人物，只不过因时移世易，事迹被历史尘埃所湮没，但他在乡邦史中所留下的印记，确有不可磨灭之处。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荆州出了位中国近代汉字拼音化的先驱者田廷悛，他以超常的毅力，发明出《拼音代字诀》，一度成为清末以来在这个全新领域中出类拔萃的先进人物之一。汉字在千百年间虽不断演变，但其作为表意体、象形化的方块式刻符特征等基本特征，却从来不曾改变。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人们产生出试图对汉字进行改革的念头，蔡元培、鲁迅、瞿秋白等新文化的先驱便提出了汉字“拼音化”（拉丁化）的改革之路；而江陵人田廷悛，则是在这一时期，成为走在文字改革的前列者之一。

  《拼音代字诀》是田廷悛的重点成果之一。为扩大影响，他乃以“总信处荆州南门外东堤田义元米行、分学道巷口徐积古刻字店”的名义将其出版、并印刷成书。由他提出的关于汉字拼音化的试行改革方案，是按照汉字的点、横、竖、撇、捺等基础笔画，设计出35个“字母记号”；其中，有19“父音”(即后来被称作的声母)，16个“独母音”(即后来被称作的韵母)，而又另有16个“叠母音”(即后来被称作的复韵母)。后世的著名语言学家、文字改革活动家倪海曙曾经拿田廷悛的切音字方案，与近代拼音文字提倡者、清末“百日维新”礼部主事王照的“官话”相比较，其称为：“与王照官话字母不同的地方，是从双拼制前进了半步，已经部分使用了三拼制；与注音字母不同的地方，是此三拼制还差半步，部分的韵母还保留着双拼制的残余；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汉字笔画式方案从双拼制发展到三拼制的一个过渡方案。”

  田廷悛出版《拼音代字诀》，毕竟是个新生事物，能不能为世人所接纳，最初尚在两可之间。为了帮他拓展发挥的空间，地方官员及社会贤达中的有识之士，也都为其“站台”、帮腔，在这些人当中，便有田桢。他在此书的推介文字中说：“中国字音字声，最为繁杂；有转注假借之别，有轻重抑扬之殊；重以文法艰深奥衍，往往以古相承之文字，自青年至于皓首，伏案钻研，而不能得其旨归。抱经世守，自命为通人者；或并世不得一二人；而欲求教育普及，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诚忧忧乎其难之！欧美各国文字，以音为主；入小学肄习数月，稍谙拼昔之法，既能缀通俗之文。是以人无不学，学无不精；中学以上，方学拉丁文；盖通行实用，与保存国粹并行不悖也。敝人自光绪二十九年(按：1903)创办蒙学，每苦儿童识字维艰；今邑中热心教育诸君；又公立半日学堂，欲纳长幼失教之人，咸登之学界；是非简易之法，难期速化之成。……昔德国书籍，多用古文奇字，至俾士麦，以其不便小学，改用通行文字，教育因之普及；勋业既成，推功小学；文字所关，讵浅鲜哉!”

  这段文字写得声情并茂、文理俱佳，今天看来，它至少告诉后人，在乡邦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这位田桢除了主持重新刻印《张文忠公全集》之外，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功绩不容抹杀：一是他并不是位食古不化的冬烘学究，而是早期向本地士人介绍西方文化成果的活跃人物之一；二是其对新生事物予以强烈关注与大力支持，并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推动汉字拼音化的进步及发展；二是他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且以高龄之身，亲自办学，以实现其提出来“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的奋斗目标。

  在荆州近现代史上，田桢无疑是地方上的一位文化耆宿。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目前我们虽知之有限，但希望能以此文抛砖引玉，让后世人们可以更多地来了解他。至于田廷悛及其《拼音代字诀》等，现在除了专业工作者，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到了，这不足为怪。但应当了解的是，当今天的小学新生入学第一课学的便是汉语拼音、而直到高考试卷中还会出现汉语拼音之类的相关题目，汉语拼音的最终成熟并发展成为一种附着于汉语言文学中的独立学科，其中也有田廷悛及其《拼音代字诀》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