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妤

  季羡林教授在北大讲授语言学课程时，遇到一名学生向他借一本语言学专著。瞬间犯难的季先生快速开启了大脑的“交战模式”：借，这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孤本，如果翻阅时稍有污损，都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不借，面对学生求知若渴的目光和一心向学的劲头，实在不忍心拒绝。左右为难的季羡林最后作了一个决定：“你一个礼拜后再过来取，行吗？”学生高高兴兴地走了。一个礼拜后，学生如约来取书，季羡林的“那个决定”呈现出了全貌—他递过来的，压根就不是那本书，而且根本也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叠厚达几百页的装订得整整齐齐的信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笑着的季先生，笑容里却满是歉疚：“很对不起！　我没能将原本借给你，是因为原本太珍贵了，我打算以后将它捐给国家。现在这本书我概不外借，我怕万一被人损坏，以后对国家就不好交代了，我想你一定能理解我的做法。今天给你的是我的手抄本，尽管看起来有些麻烦，但基本上一字不错、一字不落，是可以一用的……”十几万字，一个星期，一人手抄，一字不少，一字不错。这需要多少工夫、多大耐心啊？　被震惊到的学生连连向季先生鞠躬致谢。原本可以讲清缘由委婉拒绝的一次借阅，季羡林硬是用七天的昼夜伏案护佑了学生的勤学之心，十几万字的蝇头小楷，一笔一画都是师之大者。季羡林“抄书”，抄的是一腔“爱徒如子”的师长柔情。

  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主任期间，朱自清先生于治学上的认真严肃是出了名的，被人言简意赅评价为“从不滥竽充数”。1934年，朱先生应郑振铎邀请，一个晚上赶写了一篇两千字的《论逼真与如画》，发表在《文学》杂志“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其材料依据《佩文韵府》，因来不及检查原书，就在文章后面写明是“抄《佩文韵府》”。1948年，他旧文重读，将《佩文韵府》引的材料与原书核对，竟发现有一条是错的、有一条是靠不住的。面对两处错漏，加上自己多年过后的一些不同意见，朱自清动手勘误，重写这篇文章，成稿比旧作长了一倍有余。这多出来的两千多文字，仿佛是自己从清华园出发，穿越14年的时光尘烟，疾风嗖嗖，余音袅袅，硬骨铮铮地来与主人相见。朱自清“抄书”，抄的是一派“孜孜以求”的学者风范。

  鲁迅先生的“抄书”史长达几十年。少年时在三味书屋，他抄从本族亲戚家借的古籍；15岁起，学文字时抄《康熙字典》，学生物时抄《茶经》《五木经》《野菜谱》《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学诗词时从《唐诗叩弹集》中抄录《百花诗》，分别把梅花、桃花等一一辑录；17岁时，全册抄完《二树山人写梅歌》后，又抄了大量古史传、地方志、乡贤遗集；18岁后，在南京读书时，对自然学怀有极大兴趣，抄了《水学入门》《金石识别》《地学浅论》等；从日本留学归国在杭州、绍兴任教期间，又着手抄了一些中国古代植物学的书；他在北京期间的抄书之多令人震惊，十余万字的《谢承后汉书》，仅用22天抄完。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担任佥事期间，鲁迅先生住在北京城中的绍兴会馆，屋内除了桌子与书架上堆放的书籍、拓片和画册，再无其他摆设。这期间，先生痴迷抄碑，抄录古碑达790种。同时，多年靠抄书积累起来的资料，一字字苏醒，一行行复活，一页页生长，辑成了《会稽郡故书杂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并凭此写就《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鲁迅“抄书”，抄的是一种“文脉赓续”的中国气场。

  在中国人的笔墨涟漪间，“抄书”，是一种历史，一种坚守，一种情怀，一种风骨；是天长地久，是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