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必松

  樊芳的中篇小说《黄昏饮》发表在2023年第6期《芳草》，抒写了一个严峻的而又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中国已经急速地步入老年社会，对于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活质量又是如何呢？　小说从多种场景当中呈现出情感纠缠和心灵博弈问题，拆迁、老年人日常生活、市民社会的众生相、对植物、花卉以及小动物的保护和宠爱，以及寡居生活隐隐约约的黄昏恋，高阶知识分子是否会回归？《黄昏饮》是一个很有寓意的题目，它具有一种很广泛的喻指：“饮”就是“水”，这就是生命之源和生活之源。小说中通过旧院改造，老树移栽前被截枝，面临着对旧环境改造的无力感和彷徨，有明显的暗示性，以物喻人。对于小说里的刘老师而言，失去老伴后与花草、鸟、猫为伴，家里似乎越热闹，她的心境却愈显孤寂。它呈现出独生子女家庭中的一个遗孀孤独终老的生命状态，这样的景况愈发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普遍性问题，而并非一种社会的特例现象。

  《黄昏饮》的写作手法完全遵循了现实主义的普通逻辑，作家具有独特、敏锐的观察视角，特别是对拆迁后田师傅、陈老师、钟老等在废墟上抢种菜地的描述，深层次地揭示出一种“随遇而安”的市民心态或者说是精神性“惰性”，而这种景象也可能恰是建构和谐社区的粘合剂。反观刘老师的行为，似乎呈现出不协调、不融洽的色彩，换句话说，略显得格格不入。它反映出了一个文化认知的深层次问题：我们在追求自身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方面是有差距的，并且这种认知很难在长时间得到启迪和缓解。认知局限既是人的惰性，往大的说是一种社会性的惰性。如果当人们都在缺乏远见，只追求“蝇头小利”的时候，提倡学习型社会、契约型关系就成为了一种具有价值的社会诉求。

  《黄昏饮》以两条线索贯穿于生活在希望小苑中老年人群的现实生活。一条线索为：某局干部的遗孀刘老师在其独生女儿谢娅琴远嫁加拿大后的晚年独居生活，收养了三只猫、一只八哥，常与苑区几棵老树相伴，还有几位邻居心照不宣的情感关照，而她则利用旧苑小区的植物资源，自制银杏、枇杷养生茶作为回赠，本以为是美好的晩年光景，谁承想在泉城的城市化进程中，希望苑区这最后一处旧城也不例外。这是后一条线索：一批老干部在旧家园养老的梦想破灭了。他们既万分不舍，又深深担忧着有生之年是否能住上新楼房。老师的命运似乎与旧苑老树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当拆迁开始，老树被砍，旧家园一片狼藉，她变得蛮横无理，找拆迁办讨说法依旧无果，从此精神状态每况愈下。虽有邻居汪芳和小区几位朋友的关照，但心力交瘁的她，因雪天外出寻找奔跑的八哥摔了一跤，不幸意外身故。刘老师去世后，她的女儿谢娅琴上交了刘老师署名同意拆迁的意向书。两年半后，在新建成的新希望苑区里，不知何人把刘老师当年做茶饮的银杏树、枇杷树种了回来，从此新希望苑区拥有了一份温暖的纪念。

  文本除了体现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情形，还从城市生态文学角度另辟蹊径，表达对城市绿色生态的保护和坚守。这是一种双重主题意向，“黄昏饮”是养生饮品，又隐喻老年生活状态，人至晚年生命中的隐痛和隐忧。刘老师优雅的退休生活代表了一个社会知识阶层的境况，她是有品质的生活，是她几十年来的沉淀，是从文化中熏陶出来的，提供了一个极简主义生活的美学范式。刘老师同张局长隐隐约约的黄昏恋，揭示出中国女性一种普遍的受压抑的心态。包括女性知识分子阶层，她们要获得自身的精神解放和身心自由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黄昏饮》其实写的是一曲中国老年知识女性的生命挽歌。在刘老师的剪影中，看到了她对爱人老谢的痴情、女性道德的禁锢与怀旧以及故土难离、对和谐自然主义生态的眷恋等等一些复杂的心态，因此她放弃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重新获得爱的权利。

  我曾同作家就《黄昏饮》文本中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文学表述有过交流。在《庄周/秋水》中，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我对作家说，你不是刘老师，怎么知道刘老师不渴望温暖的黄昏恋以慰孤寂呢？

  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语境下，现实主义或说先锋姿态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是可以瞬间互相置换和呈现跨界的“拿来主义”状态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先锋姿态同时呈现在一个文本之中其实并不矛盾，也不是大逆不道的“文学的塌陷”。

  西蒙·波伏娃曾经说过：“爱是一种外向的活动，一种指向另一个人、指向与自己相分离并明显有别于自己的存在、指向可以见到的终点——未来的冲动。”这种女性自我放弃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同这个社会的深层文化土壤和文化结构有关，女性的启蒙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且相当复杂的问题。是要传统道德抑或是要个人幸福？　这永远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值得庆幸的是，作家虽然是内敛式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但她始终很清醒，起码她有《第二性》女权主义的意识和鲜活萌芽，对禁锢女性传统的道德观念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力图把对女性的启蒙灌输到她的整个文字当中，来提拔女性主义对自由和生活的信心及力量，这也可能是一位女性作家对现代女性主义真正的觉醒，以一种先锋姿态的容忍的表述路径。作家樊芳并不是一位女性的先锋主义表达者，但这种真诚地介入生活内核的态度和质感，是她能够在文学之路能够走得更远，取得更大成绩的精神赋能。

  （朱必松，系独立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