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剑钊

  《上学记》讲述的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民国期间三十年的求学经历，整本书能看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追求的自由、幸福的风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何兆武先生与书结下的不解之缘，书籍陪伴他度过每个人生阶段。

  何兆武先生上初中二年级时就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在此之前，何兆武先生读书比较狭隘，只喜欢读武侠小说和《聊斋志异》。到了十三四岁，他开始接触近代的书，看些杂志、报纸和新出版的东西。他喜欢看梁启超的书，还读同学借他的新文学的书，他也喜欢学术性的书。有一次，何兆武先生到了书店，发现那儿摆着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他才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史，以前他只听说有二十四史。何兆武先生爱读书，他广泛涉猎读书，这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也让他有了更广博的知识。

  何兆武先生在西南联大念书，就爱自由散漫地读书。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图书馆是他们常去的地方。他借过《人生的悲剧》，又读乌纳穆诺的一些作品。何兆武先生只要邂逅上某本书，他就读。他遇上《雪莱传》，也邂逅了梅勒什可夫斯基的作品，也遇见一些神秘的作品。在西南联大的图书馆，他看上书名不错的书，就拿出来翻翻，觉得没意思又搁回去，有感兴趣的就借出来。何兆武先生漫无目的地读书，他认为读书最好没有目的，因为自由散漫的读书能带来内心满足，这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

  何兆武先生在教书期间，读书成为了精神寄托。这一时期社会比较混乱，他身边只有《浮士德》《李义山诗集》。在病榻上百无聊赖之际，正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给他注入了一缕生活的勇气。而李义山的诗，最感动他的是爱情诗和咏史诗。这一时期，陪伴他的还有法国邵可侣先生编的《近代法国文选》，这三部书成为了他最大的慰藉。不管周遭如何，书都是他最大的安慰，也是他最大的精神寄托。

  何兆武先生始终没有放弃与书的情缘，他遇到书，就如同遇见故人一般，读书于他而言，是一种精神的遨游，因为书的陪伴，他的人生才更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