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业盛

  荆州市三袁文化协会的王福学主席极力推荐袁伯修《刻文章辨体序》一文，嘱我读后谈点个人看法，遂暂抛俗事，取出张小萍女史前些时赠我的古籍善本《白苏斋类集》，找到了这篇文章。

  《刻文章辨体序》是袁伯修为刻印明初吴讷《文章辨体》一书所作的序跋。吴讷是永乐年间的太医，后来曾做过监察御史、右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等职官，其一生谨慎廉直、刚正不阿，死后朝廷赠给他的谥号为“文恪”，这一“恪”字概括了其一生。我记得曾在万历年间蒋一葵所撰的《尧山堂外纪》中读到过有关吴讷的两则逸事，一则是其任监察御史时，到贵州巡察返回，当地官员赠黄金百两，其严辞拒收，但贵州官员让人带着箱子一路追到夔州，吴讷遂在箱封上题诗：“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贼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另一则是其任都御史时，大理寺少卿杨复，在京甚贫，于是在家养了一头猪，每天让童子到玄武湖边采萍藻为食，可是吴讷却以其不合体制拒之，杨复遂戏作小诗赠吴:“太平堤下后湖边，不是君家祖上田。数点浮萍容不得，如何肚里好撑船！”从这两则故事中可见，吴讷其人，为官为事为人，无不“恪守体制”，有时甚至有点不近人情。其为文也是如此，所编《文章辨体》一书，始终贯彻了“文章以体制为先”这一观点。

  袁伯修是晚明时期“公安三袁”之一，他们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格套”者，犹“体制”也。提倡“不拘格套”的袁伯修为何要为“恪守体制”的吴讷所编的《文章辨体》作序呢？　我正是带着这一问题来进行阅读的。

  袁伯修在开篇即用类比法说明了“文章辨体”的重要意义。正如工匠做房子，先要分清庙、寝、堂的区别，否则，东家让你做寝室，你却修成了庙宇，那估计人家要把你扫地出门了。文章也同此理，先要清楚你所要写的是“诗类”还是“书类”，否则就会不伦不类。此外，工匠不仅要清楚庙、寝、堂、观等大类之异，还要知道桷、榱、节、棁等小类之别，“不得匠意而运”；而文人不仅要清楚“诗”“书”之源流，还要辨析“诗类”中骚、赋、乐府、歌行、近体，“书类”中诏、檄、牋、疏、状、志等体制，不得率性而为。譬如说，同为歌行，有的叫“篇”，有的叫“辞”，有的叫“歌”，有的叫“行”，如《白马篇》《归去来兮辞》《琵琶行》《箜篌引》《白头吟》《圆圆曲》《长恨歌》《长安谣》《楚妃叹》《玉阶怨》，这些都是有细微之分的，《文章辨体》中即有详细说明，“本其命篇之义曰篇，因其立辞之义曰辞，体如行书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螀曰吟，委曲尽情曰曲，放情长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谣，感而发言曰叹，愤而不怒曰怨。”不辨小细微，会闹大笑话。

  “公安三袁”旗帜鲜明地反对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的复古之风，所以在阐明“文章辨体”的重要意义之后，袁伯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点。

  “胡宽营新丰，至鸡犬各适其家，而终非真新丰也。优人效孙叔敖，抵掌惊楚王，而终非真叔敖也。”这段话并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提倡“拟古”，其《拟古乐府序》中言：“胡宽营新丰，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鹜于通途，亦兢识其家。此善用其拟者也。”而袁伯修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再“善拟”，其终“非真”也。

  与三袁大约同时代的吴门印派的沈野在《印谈》中也有类似论述，“诗自晋以降，不能复汉，自晚唐以降，不能复开元、天宝。至于我朝，汉魏盛唐，一时各臻其盛。然往往似优孟之学孙叔敖也，非真叔敖也。哪吒太子剔骨还父，折肉还母，真哪吒太子自在也，又何必用衣冠、言动相类哉？　我朝崆峒之古调歌，弇州之古乐府五言古，沧溟之七言近体，乃其真者，余耳目所亲接。交游中亦不乏其人焉，然不敢擅论及之，海内自有公评。印章自六朝以降，不能复汉晋，至《集古印谱》一出，天下争为汉晋印，其优孟乎?　其真孙叔敖、哪吒太子乎　?”这里的“崆峒”指“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弇州、沧溟分别指“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李攀龙，三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拟古拟得可以假乱真，但不过也只是“优孟衣冠”。

  对此，袁伯修提出，不能“抱形似而失真境，泥皮相而遗神情”，而应“绍明作者之意，修古人之体，而务自发其精神，勿离勿合，亦近亦远”“深于文体，而亦雅不悖辑者本旨”。巧合的是，吴门沈野《印谈》也提出了相似观点，我建议袁伯修《刻文章辩体序》与沈野《印谈》两文可相互对照来读。沈野说，“刻古人未尝刻之字，全在处置得宜，刻古人未尝刻之刀法，全在心得之妙，谓之不离不合，又谓之即离即合”“至离而合、合而离，则又难为俗人言也”“出之天然，不用人力”“用尽神通，不及自然之妙”“眼前光景口头语，便是诗人绝妙词”。

  读到这里，我对最初心中的疑问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袁伯修反对“拟古”，但不反对学古，赞同明辨体制，但不赞同泥于皮相，如何让“明辨体制”与“不拘格套”相统一，就在于“勿离勿合，亦近亦远”，其旨则在“发其精神”。“精神”者，“性灵”也，而“性灵”之要，在一“真”字！

  几年前，我曾应邀在张黄小学为江陵县诗词名家工作室的老师们讲课，当时写了一首《论诗》，自觉已窥得“性灵”之一斑，录于此作为结尾：

  墨雨寒烟皆所宜，天工更比画工奇。自从悟得归真法，敢把平常写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