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礼荣

  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深刻犀利、精辟警策，迄今为止仍是无出其右者。他当年针对中国社会、政治和国民的病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猛烈批判，其目的非常明确，正如其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说的那样：“国民之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而其怀也，思理朗然。如监明镜。故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也不死。”显而易见，在鲁迅先生的心目中，既是始终追求着“时时进光明之途”的境界。他终其一生奋力实施对旧世界的批判，是以矫枉必过正为旨归，充分体现了一种对“新者日　新，而其古也不死”的向往与探索。这种意念于先生而言，亦即如他所称的那样，实为“充分世界化然由于传统的包袱深重，欲开窗子，只好事先声言掀开屋顶，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鲁迅先生对旧中国的了解，比任何人都透彻，可谓是入木三分。然而，纵览《鲁迅全集》，似乎并没有从正面阐释过对荆州先贤张居正的认识、理解与评价。但这绝非意味着他不太熟知张居正，恰好相反，仅从其偶尔流露出的只言片语，反倒可见他对张文忠公的那份崇敬之情，乃至对张身后的遭遇深抱不平、且耿耿于怀。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文化人当中尤显可贵。

  “明人小说，以私怨背公理，是其积习；惟此书与《承运传》（亦记靖难事者，痛诋方、炼、景、铁诸公，不留余地），颠倒是非为尤甚耳。若以张江陵为巨奸，杨武陵为大忠者，固数见不鲜矣。”这段话是鲁迅先生在评定明季中后期出现的古本小说《正统传》时所说，出自他早期学术专著《小说旧闻钞》。

  20世纪20年代的前半叶，大约有五、六的时间，鲁迅先生曾相继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兼课，重点就是给一年级新生讲授新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程此前无人讲过，鲁迅以筚路蓝缕的精神，披荆斩棘，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首先是广泛地收集资料，遍阅中国古今小说。当时他的家累颇重，一是将老母亲从绍兴老宅移居北平，既要养家，还要支助弟弟们的学业，所以日常生活较为拮据。平素他买不起书，诚如先生自言“时方困瘁，无力买书”，于是只有日日在原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处往返奔波，其劳禄艰辛，是为“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小说旧闻钞序》)。在这段时间里，他地发奋努力、孜孜不倦，先后共抄录了可以得见数十种古今小说，然后深入研究，逐一品鉴，在这个基础上，以文言文作体例，撰著出了给学生上课用的讲义、同时也是其据以传世的名作《小说旧闻钞》。

  前面所录引的明人小说《正统传》，此“正统”系明朝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1436年——1449年），前后共计14年。其间，这个皇帝先是率军北伐瓦剌，因战场失利被俘；后其弟郕王朱祁钰已登基称帝，而他本人却又被瓦剌释归。于是，这个前皇帝便在石亨、曹吉祥等支持下，以“夺门之变”重新坐上帝位，并杀害赤心报国的大忠臣于谦。小说《正统传》正是以此为题材，颠倒黑白，将立有大功的民族英雄于谦（朝廷后来为之赐谧“忠肃”）　骂作“元凶大憝”云云。鲁迅先生断定，此书必为石、曹党羽所作，因而对这伙人痛加斥责；而说到这里，先生意犹未尽，接着便又提到了另一本明人小说《承运传》。

  《承运传》和《正统传》相类似，也是据摭取时政而编造成文的一部明人小说。如果说后者是以明英宗朱祁镇以“夺门之变”而重登帝位的事件为内容，那么前者写的便是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帝位的血腥史。引人注目的是，这二者写的皆为明代中前期之事，但鲁迅先生何以会提及至后期才出现的两位历史人物“张江陵”与“杨武陵”呢？

  张江陵是江陵县人张居正，而杨武陵即为武陵县人杨嗣昌；这二人皆为楚人（明朝时同为湖广行省），又都曾被“夺情”（父亲去世时因本人忙于国事未予奔丧守制）。所不同的是，张居正是忙于推行“万历新政”而劬劳国是，可杨嗣昌则是忙于“围剿”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而捉襟见肘……这两个人在明中晚期的主流舆论中有着天壤之别：前者被视为“巨奸”，后者乃被引为“大忠”——鲁迅先生针对这种现象，将这些“以私怨背公理”的明朝读书人一概斥之为“颠倒是非为尤甚”，皆属“丧心病狂”之谈，其下笔之重、鄙夷之深，堪称一针见血！

  反过来看，在鲁迅先生的心目中，张居正就是和明代英雄人物于谦一样，是真正“大忠”的杰出代表，可自其身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彻底否定了张居正及其意在推重“安民之道”的“万历新政”，所以对他深抱不平。

  无独有偶，明人小说《绿野仙踪》对明朝嘉靖年间的直浙总督　（明朝时的南直隶，相当于今江苏、安徽及上海市大部分地区）胡宗宪进行丑化，《小说旧闻钞》中对该书评述说：“唯平倭一节，诋胡梅林(胡宗宪，号梅林)不留余地，不知何意?梅林将业，虽不足观，然功过尚足相掩，在当时节镇中，不可谓非佼佼者，正未容一笔抹煞也。相如江陵，将如梅林，而门人小说中每痛毁之，盖必别有不满意于当时社会者在焉？”

  在这里，鲁迅先生说到的“门人小说”，是说当时这些小说的撰述人，大多为寄食于大官巨宦之家的门下清客。这些人通常藉琴棋书画方面的“雅好”而侧身于宾朋之列，以主人家的好恶为判定是非的准则，同时借他人杯酒浇自己的块垒，从而造成这种“以私怨背公理”、乃至“颠倒是非为尤甚”“丧心病狂”的丑恶心态。

  从上述列举的明人小说中，不难发现，无论是《正统传》，还是《绿野仙踪》，都没有直接触及到荆州先贤张居正，可以说鲁迅先生正是因为对明朝文人“以私怨背公理”的积习深恶痛绝，所以正是为了论证这一话题，而有意宕开话题，稍带着提到了张文忠公、并为他深抱不平。

  鉴于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钞》中两度为张居正身后遭遇的仗义执言，通过直指明季士大夫群体所表现出来那种悖于常理的恶意“积习”，进而深入批判皇权体制下中国士人中所存在的劣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万历首辅张居正身后遭清算的原因、过程与结果等历史事实，至少了然于胸。正是因为此事横亘于胸，愈深愈久，且如骨鲠在喉，难以释怀，故偶一提及便怒形于色，这才会在语涉同为明代高官的于谦与胡宗宪时，旁敲侧击，并顺势将这口难以化解的恶气一吐为快。

  由此可见，鲁迅先生毕其一生，虽然都是在与中国古代政治种种顽症痼疾作坚强抗争，但对张居正这样一心为民杰出政治家的身后遭遇，仍深怀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