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定海

  清晨，随着“当当”的铃声响起，小镇的人们便苏醒忙碌起来。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小镇人家里有时钟、手表，应属富裕人家，更多家庭都是晨起听鸡鸣，晚看鸡归拢。自从小镇上响起“当当”的铃声后，人们的生活起居便开始随着铃声行进。记得第一次听到那清脆铃声的时候，我还很小。因为一条小河把我家与小镇隔开来，以至好长时间，我对小镇的上街、下街、河街、大巷子、小巷子都分辨不清楚，更弄不清那“当当”的铃声来自何方。一天天刚蒙蒙亮，“当当”的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敲醒。父亲在铃声的催促下，已忙着穿衣起床。我好奇地问：“这是哪里在敲铃？”“这是中学的起床铃。我们家本来在中学操场那儿住，因为要建中学，在你一岁多的时候才搬家到了这里。”父亲的话，让我对中学充满了向往。

  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有位姓田的老师住在中学校园。一天上午，田老师带我去她住处取资料，我有幸第一次走进了中学校园。在我的眼里，那时候的中学校园就是一个大花园，花草树木错落有致，芭蕉叶、石榴花各显其美。田老师住在中学礼堂前厅的门房，翠绿的芭蕉叶掩映着朱红的窗棂，幽深而静谧。最让我兴奋的是，在礼堂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我看到了那口久闻其声的铜铃。一会，随着“当当”的铃声，我看到学生们从教室鱼贯而出，或三三两两在一起说笑交谈，或自由地在教室走廊上伸臂弯腰，完全不像我们小学生下课后瞎疯乱跑。田老师告诉我打铃的老人姓涂，人们都叫他“涂工友”。我很高兴目睹了每天早晨敲响铃声，给小镇人报告新一天来临的打铃人。

  几年后，当我堂而皇之走进中学的时候，打铃人不再是“涂工友”。接替“涂工友”打铃的人个儿瘦高羸弱，脸上的皮肤白净得缺少血色，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他走路一瘸一拐，每天除了打铃，很少与人说话。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对那铃声已习惯到了麻木，于是大家都懒得朝铃声响起的方向看一眼，更没有谁会注意这位打铃人。

  也许是铃声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特别的记忆，每当铃声响起，我总会有一股莫名的情绪涌动，是因为铃声？　是因为打铃人？　我自己也说不清。后来我得知，这位戴眼镜、瘦高个的打铃人叫应子山，浙江人，接手打铃前是学校的俄语老师。可能学校考虑应子山走路不便，在破旧的礼堂角落，给他隔出了一间小房，小房紧挨着那棵挂着铜铃的老槐树。应子山住进那间小屋后，除了打铃、吃饭，很少走出那间小屋。他小心翼翼，守时守点，无论风雨交加的夜晚，还是冰封雪盖的清晨，应子山总是准时拉动绳子，很有节奏地敲响铃声。“当当”的铃声召唤学生按时起床就寝，也为小镇人传递着生活的节奏。

  有一年冬天下着特别大的雪，地上结着厚厚的冰。天还没完全亮，我睡在暖暖的被窝里，突然“当当”的起床铃声在寒风中飘荡开来。听到铃声，我既敬佩又同情这位打铃人。但后来几天我发现应子山出门打铃都拄着拐杖，说是那天早起打铃，因为地上冰太滑摔伤了。

  一天上课，我忽然肚子疼去上厕所。那时学校的厕所非常简陋，没什么遮挡。一会，应子山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厕所，我见厕所没其他人，便鼓足勇气弱弱地叫了一声：“应老师好！”“你好，同学！”应子山身体虽然瘦弱，但嗓音倒还很有磁性。接下来我和他都没再说话，这次简短的问候便成了我与应子山的第一次对话，也是最后一次对话。这是一天中午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前的公路边围了好多人，我挤进去人群，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坐在行李箱上，身边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中年女人齐耳的短发，脸上的皮肤白净细腻，五官端正，衣着得体，完全一副知识女性的打扮。小男孩长得很漂亮，一双大眼睛怯怯地看着周围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小镇上没有正规的车站，开往县城的班车就在中学门前停靠上下乘客。中年女人大大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准备乘车去县城返回老家。

  围观的人个个满脸难过的表情，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着女人。女人低声哽咽着，断断续续似在诉说，又似自言自语。女人是应子山的老婆，昨天带着儿子从浙江来看应子山。时间关系，匆匆一见，便又是分别。中午12点多钟，从县城开来的客车停在了路边，女人带着小男孩，满眼泪水地登上客车。随着一声喇叭鸣响，围观的人抹着眼泪，在客车扬起的灰尘中散去。女人带着伤痛离开了小镇。应子山仍如往常按时打着铃，但他本来瘦削的脸更加难看，走路也瘸得更加厉害。

  在我临近毕业的一天早晨，中学校园的起床铃声没有响起。应子山房间，零乱的桌子上尽是纸屑，在残缺的碎片中，依稀看到了应子山的大学毕业证和离婚证，听说应子山已经离世了……

  后来，听说礼堂连同那棵挂了几十年铜铃的槐树一起被拔掉，地基上建起了新的教学楼，安装了刺耳而没节奏感的电铃。应子山连同那“当当”的铃声，从此永远消逝在了中学的校园和小镇的岁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