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志忠

  上世纪50年代初胜利街（即九十埠）街景。

  沙市九十埠街，俗称“九十埠”，也称“九十铺”。早年，此街建筑在靠近长江的古堤上，因岸边多埠头而得名。“九十埠”得名大约在清代，但街市的形成则早于唐代，距今已有千年历史。荆州沦陷期间，被改称兴亚街，抗战胜利后又称中正街，解放后改名为胜利街。

  据古文献记载，至迟从唐代开始，沙市城镇主要在赶马台至九十埠所在的古堤街一线及其附近发展，沙市的经济活动也主要以这里为舞台展开。明清时期荆江大堤逐渐筑成，荆江大堤堤街和堤外滩街发展起来；清代后期青石板街（今中山路）也逐步发展起来，但九十埠所在的古堤街仍然是沙市经济中心。

  九十埠的兴衰历史

  唐代形成堤街。唐代沙市寸金堤逐渐形成堤街，有“十里津楼压大堤”之盛，沙市成为商贾云集的物资集散地和港口集镇。唐代自建国，至开元、天宝年间（742—756年），经济持续发展，处在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自至德（756—758年）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旧领县八，户一万二百六十，口四万九百五十八；天宝（742—756年）领县七，户三万一百九十二，口十四万八千一百四十九。”这以后更有急剧增长，“十倍其初”。沙市作为江陵对外交通运输枢纽，地位十分重要，经济发展迅速。到公元800年前后王建至江陵时，沙市街市已颇具规模、十分兴旺了，这当然包括九十埠所在的街市。

  宋代成为繁华街市。北宋是荆州历史上继春秋战国时期、东晋南朝时期、中唐时期之后的第四个发展黄金期。在五代高氏南平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宋荆州，是长江中游地区无人比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五达之衢”“天子之南邦”。著名理学家胡寅（1098—1156年）在荆州曾留下一首《登南纪楼》诗，描绘了北宋时期荆州城市的恢宏和乡村的富裕。郑獬筑沙市堤（文星楼以下），创造了沙市城区扩展和商业发展条件。沙市获得显著发展，商业贸易额甚至超过了江陵城。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宋熙宁十年（1077年），沙市镇的商税额达九千八百一贯六十五文，为江陵府22个商税场务之首，标志着沙市已成为江陵府的经济中心。

  明清盛极一时。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商品经济发展从长江下游向西逐步推进，江汉平原在雄厚的垸田农业基础上，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一跃成为全国转运贸易的枢纽，形成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

  明代，古月堤的挽筑形成荆江大堤沙市城区段基础，沙市城区又一次得到扩展。沙市成为长江沿岸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之一。孔自来《江陵志余》称，明隆庆、万历时期，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于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明袁宏道在《答沈伯函》中说：“犹记少年过沙市时，嚣虚如沸，诸大商巨贾，鲜衣怒马，往来平康间，金钱如丘，绨锦如苇。”为沙市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以致荆州府的政治中心江陵城“城中所需，仰给沙市”。清代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这样感慨：“荆州沙市，明末极盛，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舟车幅辏，繁盛甲宇内。即今京师、姑苏皆不及也。”光绪

  《荆州府志》称：“沙市为三楚名镇，通南北诸省；商贾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船，向晚蓬灯连映，照耀如白昼。”“列肆则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麟集”。

  此后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兵灾战乱，沙市一时萧条不堪，“今则寥寥一带尔，盛衰变迁，令人感慨系之”。直至清中期，又重新崛起，恢复了往日客来商往，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清代，沙市江堤大兴护岸工程，在险工险段修建驳岸和挑流矶群，不仅使沙市江堤抗洪能力得到增强，更使沙市水运交通条件得到改善，进一步促进沙市经济繁荣，使沙市成为全国有名的商业重镇。清咸丰年间，沙市厘金局年收过江搬堤落地捐约十二万串，在省内仅次于汉口。清末外国列强入侵，纷纷在沙市设立商业、金融机构，清光绪二年（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使沙市沦为帝国主义掠夺江汉平原资源和倾销“洋货”的口岸。

  九十埠兴衰的原因

  历史上沙市之所以繁荣、九十埠之所以繁荣，外国列强之所以将沙市辟为通商口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沙市是蜀船的终点和漕运的起点。《宋会要稿·食货·漕运》记载：“川、益诸州租市之布，自嘉州（今乐山）水运至荆南，由荆南改装舟船遣纲送京师，岁六十六万，分十纲。”史志上还记载：1009年，宋朝定茶纲，荆湖七郡茶务，筹办人船计纲发赴，不得积留；1021年，川益金、帛、缗线23万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27万斤经荆南转运京师；天圣

  “九穴十三口”时已不在其列。历史上便河（沙市河、草市河）是连接江与河（长江与杨水）、江与城（长江与荆州城）、城与市（荆州城与沙市）、市与市（沙市与草市）的直线水道，其地位举足轻重，无可取代。历史上便河的兴废，直接影响荆州经济衰荣和城市发展，即便是水运业日渐式微的晚清、民国时期，在当时的史志记载中，仍可见便河往昔的繁忙。2004年，曾在沙隆达广场东西两侧建筑工地发掘出唐代民居、宋元明清各代码头货栈遗址和大量文物，足以证明九十埠对便河的依赖关系。

  宣统《江陵乡土志》记载：“便河处沙市中心，北通襄汉，东由草市与诸湖相通，水路便利，故由外江内河输入货物，岁不下数百万，河身较宽，巨舰均可撑架。”由沙市至武汉“四时可通，一星期可达，故往时货物由内河往来者，皆远倍于长江本流”。解放前的《大中华湖北地理志》称：“由沙市至县城（荆州城），有马路行人力车。沿护城河，通舟沙市。在昔轮船未通，由沙市乘民船出长湖下汉水，内河风涛，比长江稍小，行旅颇多。”由便河口至雷家垱经草市河入长湖，从丫角、福田寺至新滩口入长江，全长234公里，这条现今被称之为“内荆河”的水道，是清中后期、民国乃至新中国初期荆州至武汉的捷径水道，较长江干线近162公里。清代邑郡人王名沂、王琅有两首记录便河水运业盛况的《江陵竹枝词》：“便河桥上雨初过，便河桥下水如梭。全红爆竹西河纸，洒向船头一半多。”“沙市江边草市河，发船打鼓更鸣锣。内通襄汉外川广，载得离愁何处多。”生动反映了五年（1027年），由于从益州、嘉州运抵荆州的布匹量太大，遂在沙市兴盖布库，以缓解转运压力。这些物资都是经荆南漕河入汉水，从唐白河至南阳后陆运开封，由此可见，北宋时期杨水运河舟楫络绎的景象和荆州商贾辐辏的繁华。

  九十埠正处在漕运起点的便河口，又有拖船埠与长江相连，这在以水运为主的古代，是发展经济十分难得的天然优势。

  陈家泽在《杨水之三：水道与水运》一文中考证，便河是荆江北岸的一处古穴口，又名江津口、沙市河口。便河口堵塞时间甚早，至少在元代文献记载荆江便河交通的繁盛。这正是九十埠得以发生发展、繁荣兴旺的原因。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中山路建成，沙市经济中心移到中山路，九十埠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条仅次于中山路的繁华街区。抗战期间，沙市经济被日本侵略者摧毁，九十埠在萧条中挣扎。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九十埠逐渐恢复生机。但九十埠是以水运为生存和发展基础的，随着便河填平、长江水运衰落、城市建设和现代经济的发展，九十埠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小商品市场繁荣期后，便沉寂下去，不再有往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