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克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监利农村，有种维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私塾学堂。

  私塾办学很简单，选村里房子较大的村民堂屋一间，吆喝村里大小不一的孩子自带凳子书桌，有的临时用木板钉制，老师是提前物色好的。

  后来我发现南港、包家渊、包个铺子、吴村等自然村落请来的先生基本从湖南华容、安乡、南县而来，临湘方向的有语言障碍。

  我父亲就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趁着风高月黑夜偷偷摸摸，经人引见去了监利一个小渔村，从此隐名埋姓。

  这所私塾不在大户人家，是以前牛栏改造的，用黄泥巴和牛粪搅拌，重新抹在高粱杆上，晒干后敲得嘭嘭响，也能遮风挡雨。学童有20多人，分起蒙班、中班和提高班。

  老师首先要过关，会写引本，工工整整，一笔一划，一丝不苟。这所私塾学校请来的先生字写得好不好，决定所有学生今后字写得怎么样，因为学生是照着先生写的引本临摹的。

  文革时期，不时有湖南的红卫兵到湖北找人，说是“隐藏的阶级敌人”，决不让他们继续祸害革命的下一代。原来，请来的先生在旧社会都有“背景”，要么是当地绅士，有钱人家的子女，要么当个伪职。

  这些有过历史问题的湖南人跑到湖北避风头，他们最大的优势是有文化，解决师资力量不够的短板。这些人慢慢融入入当地，上了户口把家安顿下来。

  我的父亲属于干过伪职的那类，开始落脚南港，后来落户包铺大队，包铺的私塾安排在包德平家，是包铺最大的木架子、穿鼓皮、盖燕子瓦的大户。说是大户并不确切，只住夫妻俩人，多年无生育，直到40岁丙菊姐才喜添千金。丙菊姐一脸麻子，好一口旱烟，学着男子汉卷喇叭筒，但做得一手好茶饭，谁家办事有请必到，她做的鞋子穿在脚上特舒服；德平哥有点迟纯，干什么都比别人反应慢。

  1966年，来了几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要带走父亲，大队干部不让。父亲躲过了这一劫，更加专心扑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事业上，让我们兄弟能够共同生活在蓝天下，幸福成长。

  包铺的私塾办得比较成功，有教育部门视察，堂屋里摆放20多张桌椅不紧张，每天劳作的农民，都会驻足聆听自家孩子朗读的声音是否嘹亮。

  私塾的课程安排也讲究科学化。集体写字最安静，先生写引本，起蒙生照葫芦画瓢，中班生临募，大班仿照。学生把写好的字交给先生评审，先生眯着老花眼，拿出红笔划圈，写得周正的划圈，较差得罚写10份不等。混合型教学有默字的、有上新课的，上新课只引读不讲解内容。先生引一句，学童扬着脖子，仰天高歌。

  私塾里最尴尬的事是如厕，男女老少共一穴，先生削一木板，顶头钻小孔用细麻绳穿系，写“有”“无”二字翻牌提示。调皮捣蛋的学生也会干出恶作剧，明明看见丙菊姐进茅坑，把牌翻到无字，不知情的先生贸然前行……

  聪明，就看谁背的课文多熟练，不结巴为优，是众人的骄傲，五八腊节气学堂放假，条件是背课文比赛，奖励方法，谁先背熟谁先回家。

  后来，私立学校逐步取消，公立走向正轨，我们包铺私塾学校的学生并入石码头小学。父亲严厉而慈祥的目光，一块不离手的戒板不时地敲打桌子，提示书童不要偷懒，不然戒板伺候，这些都成了回忆。

  其实我被戒板打打手心，脱掉裤子打屁股的次数最多，并非该打而是以儆尤效，把别人身上犯的错误放在我身上当坏孩子教育，您以为我不懂您的用意。

  爸，在您临走前的几个月，还在北门口带两个学生，专攻古文观止。坐私塾成了您一生的追求。

  我怀念您，怀念私塾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