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久明

  那应该是1974年的初冬，稻田只剩下一片收割后留下的短短的稻茬，挖走红薯的田地里坑坑洼洼，小麦地里有些早出的绿色的麦苗，路旁的野草已经枯黄，大地在等待冬天的第一场雪。

  我在给牛棚里的水牛喂草，刚牵过两头水牛喝过水塘里的水，它们正在享受这难得的休闲时光。从春到秋，它们一直在钞耙耕地，拉车，拉石碾磙，冬季也偶尔会有劳作，真该歇歇了。作为放牛娃，我从头到尾看着这些，很是心疼。所以我总是尽心地照料它们，让它们尽量地吃饱喝足。现在它们在牛棚里安歇，我正在打扫牛棚，让牛棚整洁一些，这也许是我能为它们所做的力所能及的事。

  生产队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后，他说你今天去大队宣传队报到，村里要排演节目。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看见是队长，也听清了队长的话意，便用笑脸迎了，我说喂完牛收拾好牛棚就去。但队长的脸上并没有笑意。我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他也有侄子和亲属，但他们读书少，没文化，不是大队宣传队选定的人。让我这么一个半吊子去宣传队，既为家人挣了脸面，还赚了双工分，他能高兴吗？

  生产大队文艺宣传队自60年代后期起一直都存在，利用农闲排演几个文艺节目，村头村尾或生产工地表演一下。

  村里六七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选出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共十几二十人组成了大队文艺宣传队。我们小队除了我，还有一女青年，她是小队干部的女儿，人们叫她小菊。进大队文艺宣传队也不是可以随便进的，首先你得有文化，面相不能太差，最好是在学校读书时也表演过节目。我符合这个条件，这是我让小队长不高兴又不得不通知我的原因。小菊也符合这条件，我俩在小学时同演过节目，她低我一年级，且比我大一岁，在她面前我就无端地有些傲慢起来，甚至没有讲过话。

  经过一段夜以继日地紧张排练，要正式表演了。地点是村里大会议室，时间是晚上，由各小队组织社员观看，学生也不例外。

  为了赶时间，我们之间在紧张互相化妆，男孩只是用墨笔加重一下眉毛，再用红粉搽一下双颊就可以了。女孩子们不一样，先是白粉底，再上彩，涂眉涂唇。我正在给俩女孩化妆，突然被小菊重重地撞了一下，连粉盒也被撞落在了地上。我正一脸蒙逼，被我化妆的女孩一笑，然后附在我耳边小声地说：“小菊喜欢上你了。”

  我真的没有听懂这句话。

  来年开春，小队经过商议决定由我接任生产队会计，并将记工员和会计由我一人担当。我以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挣上一类劳动力的工分了，没曾想到还是给我定的三类工分，同放牛时没有差别。

  那时我还没有觉悟到为父母亲挣脸面，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别让他人小瞧我。备足了马力冲，十天公社集体培训后，抱起账本到大队部集体做账，五天下来，我的会计账分毫不差，是几个新上任小队会计的头筹，他们可都是高中生呀，我凭初中生的底子赢了，高兴哦。

  自从在大队宣传队同时演出过，小菊在我面前大方多了。上工时她宁愿多走几步也要从我家门前过，时不时还招呼我，出工了还赖在家里不动？　收工时她还是会绕道经过我家，见到我时会说你别花心，好好当会计。

  我俩的话逐渐多了起来，有时只是相互一笑，什么也不说就挺开心。

  棉花苗经过七遍锄草就长高了，再不多齐腰身了。夏天酷暑难耐时，棉苗已到头颈，这时需要喷洒农药治虫。除了计算工值，按价折算农户所分稻谷小麦，还要计算生产队出售萝卜白菜冬瓜西瓜等的收入，每月两次对出纳手里的现金账，并帮助出纳登记入账。那时工值一类劳动力只有三毛多钱，但反映到账上时却不能差一分一厘，不然就是计算出了问题，不是收入多了，就是支出少了，再从头计算时就费时费力多了，所以我从未敢懈怠，总是小心了再小心，认真了再认真。

  太阳下山时，我会拿上量尺和记工簿到田间为每个劳动力登记应得工分，如果是划分定了劳动标额，则要对劳动者超额部分或欠额部分当场计算好工分并取得他们的首肯。一般劳动力则按工时计算工分，迟到早退或旷工者分类记录奖惩，这些同样要得到他们的认可。

  西山已没有落日余晖或是夜幕降临时，劳动者才算结束了一天的辛勤劳作陆续从不同的田块间汇聚到回家的小路上，只有到那时才有一些断续的笑声。

  我也到小菊劳作的地里为她和其他妇女记录工分。那天夕阳余晖里，她的脸庞一片红色，一件红色的衣衫更是映衬得她十分好看。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她美，而且是一种自然的美。

  我还是没有觉察到爱，只是觉得她有一种少女的美，眼睛少不了多看她几眼。

  她偷窥了一下附近的同伴们，低声地对我说：“只要看见你慢慢走近的身影，我就不累了。”

  说完她嫣然一笑，我未懂，记完工分，轻快地离开，但我还是觉得这种轻快或许正来源她的这句话，或者是她。

  割麦收稻两头忙，农人岂止是两头忙？麦子割了，要翻地，平整好后种上芝麻或是撒上萝卜籽，冬瓜西瓜地里要除草，中稻收了要赶插晚稻。“不插中秋晚”，意即须赶在中秋节抢插完晚秧。

  所有的农忙季节，我都必须放下算盘和账簿参加大会战，任劳任怨地为了三类工分升二类。但半途上任的小队副队长一改往日的温良俭让而蛮横专断。那时有公社派驻的工作队，其实只有一人，是个武装部干事，整天斜挂着一把有皮套的老式驳壳在田地转悠。小队副可能是一时热血上头，东指指西点点，这个没出工，那个没出力。

  后来又对我指名道姓，说我没有每天参加生产劳动。

  那晚小队开会，他又喧宾夺主口水一地大讲，队长不时拿眼瞟他和武装干事，只见武装干事正拿眼欣赏地看着讲话的小队副。小队长心里很是不悦，不时用咳嗽声发泄心中的不满。

  与小队副一样，我也处在冲动期，况且小队副还大我几岁，他能乱说，我也能说一下。

  我站起身，说我想讲几句。武装干事见到这种突然，显得有些烦。小队副没有想到过小会计也会学样讲话。

  我看向小队长，他那副表情兴许是幸灾乐祸，又或者是隔岸观火，反正有几分兴奋，也有几分沮丧，挺复杂的那种。

  但我是个男人，站起身时有话说，临了不放一屁坐下，这不丢了十八辈祖宗的脸？况且小会计也是队干部，谁规定小会计就不能发言了？

  心一横，先说队里的事，再说个人的事。原先小队里记工员是一人，会计是一人，我来搞这事时合并为我一人。记工员会计原来都是一类工分，我现在却是三类工。三类工分做一类工分的事，还说我没有天天参加劳动，这公平吗？

  我说完呆在那里站着，还没反应过来。没承想却说了一堆心里话。正在反省自己时，那边暗角里小队副冒出一句，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

  他说得很干脆，不像他刚才讲话时那样拖泥带水，他早就想拱掉我，这才是他的真心话。

  听见他的话，我愣在那里。我想也许我的发言刺痛了他，也可能是我说的话要比他在理，这让他颜面扫地下不了台。

  面对他的这句话，我必须得回应。现场这么安静，大概都在等我一句话吧？

  那我就不当这个小会计，看我能不能生存！

  说完我离开了会场，远远地听见武装干事在大声说，会计的事等一会队干部商议再说。

  会场乱轰起来，有脚步声杂乱地离开。我的决然离任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没有会计，只是由小队副代行记工员。

  我每天按时参加劳动，小队副记工时总在与人争吵，有时甚至动手。武装干事回公社了。小队长没有说谁是谁非，只好将前任会计从乡镇企业要回队，且让小队长的弟弟去企乡顶了缺。

  多年后我才想到，这是小队长的一个阴谋。

  不当会计的日子里，小菊再也不经过我家了，她可能觉得少走几步划算得多。

  这年底我应征入伍。

  自从丢了小会计饭碗，小菊从未与我说过话，即便在同一块地里劳作，她也不再看我一眼。也许她不想因为我而与小队副对抗，也或许是女孩的娇羞，更或许是不想引起风言风语吧？

  我是在寒冷的洪排工地参加劳动时接到入伍换服装通知的。

  这个早上的寒风更凛冽，昨夜的新雪覆盖住了昨日脚印，雪花像一块遮羞布尽可能地掩饰了大地上的污泥浊水与一道道伤疤，将原野粉饰成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想到明天的离开，我去几个朋友处转了转，说了些既像真心的无关痛痒的话，回到工地住处时，小菊突然从暗处迎我走来。

  她说：“我明天同你一齐回去。”我说：“你回去干什么？”

  她说：“想把你和我的事跟我妈妈讲讲。”

  我说：“你和我的什么事？”她说：“和你的婚事。”

  我顿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心想什么时候你说过要和我有婚约？　什么时候我对你说过要和你好？

  最后我轻声地说：“我去当兵，几年后能回我不知道，你母亲可能不会同意，我走后人们背里会说你什么，你有勇气吗？”

  第二天清晨我孤单地离开了工地，因为工棚里的民工天未亮就上工了，四处空荡荡的。我这次的离开如我不久前离任小会计时一样，丝毫不影响他人的平凡生活，这些平凡的人早被人世间的苦难消磨得不再那么敏感了，只有如我这样的年轻人还在夸张地在意人生中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得与失。

  许多年后，当我和小菊面对时，都平静如水，好像那些我们同时在意或珍惜的许多事从未发生过。

  但许多年后，我依稀记得自己在离开故乡的那一刻，曾强烈地希望在送行的人群里能看见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