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礼荣
史籍可考临江王的城垣由来
荆州城也叫江陵城,若是细作考辨,叫后者的时间或可更多一些;这是因为县是中国古代政权治理的基本单位,且“皇权不下县”,因而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在出任内阁首辅时,人们为表示尊重、以籍贯相称,即称张江陵。
襄阳曾有人说,刘表治荆州时,荆州牧的治所是在他们那边;这话确实不假,殊不知此乃当年是因为“刘表匹马到荆州”出任州牧时,得到了蒯越兄弟的支助,而他为了消除地方势力,以宴请为名,邀来了五十五个宗帅(豪门大姓私家武装的首领),设兵埋伏砍下了他们的人头,随后即将各处的私家军队予以收编,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他担心遭仇家追杀,这才将州治移至襄阳,其时间其实很短。
此前,秦国统一之后,将原楚国属地划作南郡,当荆州真正作为政务区划名称进入国家治理层面之初,乃是始自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当时,朝廷将全国分为十三州,设刺史部,荆州刺史部作为十三州之一,在全国的政权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而州刺史号称“代天子巡狩”、为巡行的监尊官员,并不团定于长驻一地故历史上又称为使君。直到汉元帝元寿二年(前1年),朝廷才将刺史改为牧民之官,即开始享有了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行政权力;自此,地方政权的结构,至此才逐渐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
在公元437年前后,南北朝时刘宋王朝临川王、荆州刺史刘义庆幕府的侍郎盛弘之写了一部《荆州记》。作为我国存世最早的历史地理专著之一,该书的开篇第一章《南郡》第三自然段开宗名义即称:“荆州城临江,汉临江王所治。王被征,出城北门而车轴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反矣!’”从此,江陵城与荆州城这种一城二名的现象,便随着文化的广泛传播而早被历史所固定下来。
那么,荆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划治理机构的所在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筑城垣的呢? 史籍上并无确切记载,唯一有段史实,可作旁证:据《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汉景帝的儿子刘荣在做了四年皇太子后,又被废掉,于公元前150年发配来这里为临江王。到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刘荣因涉嫌侵夺宗庙土地而修造府第,皇帝要刘荣返回京都,接受审讯;他在上路前,车轴折断、地方父老以为不吉,对此深为痛惜。后来,刘荣果然自杀身亡。
皇室内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历来皆充满了血雨腥风;刘荣的遭遇,虽值痛惜,但这条记载即鲜明显示,那时候荆州便筑有城墙、而且还建有城门!
从史籍记载上看,秦汉之际,在50年内一共三次在此地置临江王。第一次,还是在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当时,反秦联军最后灭掉了秦王朝,大将军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然后依军功分封诸侯。那时便有个叫共敖的将领,作为反秦联军义帝楚怀王手下的第一员大将(柱国),而被项羽封为临江王。《史记·项羽本纪》中确凿无误地写道:“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主敖为临江王,都江陵。”这是说,那位共敖本来是因为率领人马攻下了南郡,功劳很多,所以后来就被封为临江王,定都江陵;在项羽分封后不久,共敖去世,其子共尉继位,直至汉朝建立。再往后,汉景帝先前还封另一个儿子刘阏为临江王,只不过他过夭折早。秦汉之际,在荆州城三置临江王的史实表明:那时节,唯有到了这里,长江方始为“江”;否则,大江滔滔,自渝州(今重庆)汇合岷江,劈开三峡一路东下,沿途穿州过府,一路上重点府州少说也有十多处,仅秦汉之际便封有江夏王、九江王、豫章王、准南王等,为什么偏偏分至此处就称为临江王?
这里有个根本性的原因,下面接着再谈——
先哲前贤所赞颂的大江景观
北魏时期,著名学者郦道元写了部《水经注》。在这部书中,有段文字专门介绍了江汉大地在古荆州一带的水系特征与起始沿革。因其擘划有度,简洁明了,所以堪称解读这个历史地名的经典之说。在《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篇中,就充分揭示出前面所提出的那个疑难问题:“江大自此始也。《家语》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风,不可涉也;故郭景纯云:济江津以起涨,言其深广也。”
古代汉语以简洁、明快,包蕴丰富与极富表现力,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这段话除去标点符号不足40个字,却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地理知识和人文内含:此中《家语》,全称叫《孔子家语》,是记录孔子及门下弟子思想言行的一部专著;仅因其流传本为三国时期的魏人王肃作注,故而自宋以来,就有人认为它系王肃伪作,从而在上千年中争讼不休。随着近代简帛文献的相继大量出土,充分证明了其真实性与文献价值,所以当下已经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
《家语》中所称之“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风,不可涉也”一语,串讲起来其意思为:有一次,孔子在与门下的弟子在为事物发展演变的进程时,于论辨中曾举过一个例子,是说当长江初出岷山时,那水流之弱,不过仅能浮起酒盅而已;然而,一当它流到荆州城所在地、那个叫江津的渡口河段时,那水势凶涌之狂暴,两岸的间距之辽阔,即使是在渡口过河,也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要将两艘大船捆扎为“方舟”,二还得避开风疾浪高的日子,否则将是“不可以济”。
这可是让人一听,便不得不为之肃然起敬的哲言吶! 以孔子的才学,他能被后人奉作“圣圣先师”,那可不是一般的贤能;,连他都知道:长江那处被称作“江津”的渡口之地(“津”字本身就是渡口的意思),那里的江声之轰鸣、风浪之险恶、水势之凶猛、过往之艰难,那可真是叫天下一绝呢! 既是如此,“江津”的所在荆州,何以不得声闻遐迩,名扬天下。
另外,又有东晋时的大学者、大作家郭璞曾过一篇赞美长江的《江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颇具影响力。其中“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之言,充分描摹出了长江那波澜壮阔的奔腾景况与万斛千钧的激荡伟力。这些激撼人心、且又震人心弦的文字,以如此风姿出现在《水经注》中,后人不得不对郦道元敬佩得五服投地:他不过是借助于先哲前贤著述中的寥寥数语,便形象地描绘出了长江在通过荆州段时,那种气象万千的雄奇与壮美!
事实上,这种大自然的神奇景观,是荆州的骄傲。是啊,当长江在通过宜昌的南津关之前,更多的人它叫“峡江”;而当它过了枝江、松滋,只有到了荆州城所在之处,那种磅礴气势,浩瀚风情才会充分地展现出来——难至此间,江,也才是叫“江”。于是乎,适当公元前秦汉交替之间,那些饱读圣贤书的朝中有识之士,才会议定将分封至此的诸侯王,命名叫“临江王”。
那时节,荆州城所拥有的长江第一渡口“江津”,既是受到了孔子和郭璞的如此,但后人依然对其具体情形,缺乏应有的认知,所以两千多年中,大家对此全都懵里懵懂,不知所云。幸而到了1990年,当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教授的文史专著《北周地理志》之后,以其所披露的一则此前为人们所知寥寥的信息,方才最终揭开了这个谜底。。
《北周地理志》,是王仲荦先生对史籍的一种综合性解读专著。书中,有段文字专门写到古荆州城的历史地理变迁,全面还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古荆州的历史地理状态与变迁:他认为,时当公元五六世纪时,荆州城作为长江中游地区的一大军事重镇,其江防要塞功能齐全,设施完善;江津戍与马头镇两座堡垒,环护城南临江的东西两端,共同守卫着长江渡口。在那段岁月中,江津(津,即为渡口之义)是长江自枝江分岔后区别作南江与北江汇流之处,其河槽稳,无滩涂,是直接控制整个湘粤大地津关锁钥。这段话分别录引了九部古籍,除上面提到的《孔子家语》《江赋》和《水经注》之外,还有《荆州记》《太平寰宇》《周书》《梁书》《荆南志》《资治通鉴》等。他的研究最为有价值的内容,是从零散古籍中淘选出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荆南志》,从而揭示出古荆州至少到魏晋南北朝时的历史旧貌:“故奉城,在燕尾洲上;江津长治所,领百家主渡江南。”
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汉唐方志辑佚》(刘纬毅撰著)一书可知:“荆南志,又名《荆南地志》《荆南记》《荆南地记》。梁萧世诚撰。”这萧世诚是谁?说来真是如雷贯耳,他就是两度封藩荆州的梁湘东王、梁元帝萧绎。此人不仅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较长,而且又是萧梁王朝在特定时候的一国之尊。由他所称在燕尾洲上修建有奉城,早年间是江津长主持防务工作的办公机构所在地,这事还有谁敢持怀疑态度? 这便意味着,当年但凡官员、军人与客商,要想从中原大地前往湘粤地区,都得必在江津过渡。这一带,江面宽阔,水流尤深,船工们唯有将两只船用篦缆加横木紧绑在一起、组成“方舟”才能平安过渡。所以,船工不仅需要得多,而且其劳动强度极大;为保障渡口的正常运行,荆州当局即在渡口设有名叫“江津长”的官员专管此事。江津长的行政职能,便是“领百家主渡江南”——有一百户船工及其家眷,以“户”为单位,在这里为渡口提供劳役勤务。
经统计,中国古代一共产生过494个皇帝(对这一提法历史上略有争议,此处取较为通行之说),其中最坏、最混帐,也是作恶最大的,这个梁元帝萧绎不称第一、似无人可称第二! 此人最大的罪恶,就是因皇族宗亲内兄弟相残杀红了眼,其侄子萧詧从北边西魏搬来五万精兵,攻陷了荆州。在即将国破身亡之际,萧绎竟然亲自带头举火,焚段了其亲自收集、珍藏的14万册图今图书——他想的大约是,这些珍品我得不到、其他人任谁也休想得到,就让它们来为我殉葬吧! 从而充分地暴露了这个独夫民贼人性中那种不可言喻的阴暗、龌龊与歹毒。由此,在中华文明史上,梁元帝萧绎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桩上。
萧绎也许并没有料到,他自己所撰著的《荆南地记》,也被其这一劣行罪迹而烧得只字不存;幸而当年有自此其他的学人通过征引传抄,在其他的典籍中给此书保存有不少的内容或语段,因而经过后世人的归辑整理,这才存遗下来一个二卷本。于是,鉴于此书载录了当时荆楚大地之疆域、地理、民情、物产、旧事、冢墓等情况,故仍然被《隋书·经籍志》所辑录,而后乃为王仲荦教授所著录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城地质布局方面的描述,也才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古荆州的历史文化风情及政治经济状况重要密钥。要说古荆州的专设官员江津长何以会特地在这里的江畔“领百家主渡江南”,请看系列之三《华中大地水陆交通的津关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