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礼荣

  临水军镇江津戍的榷关奉城

  王仲荦教授援引《荆南志》，称：“此洲（燕尾洲，又名江津洲）……始自梅迥，下迄燕尾，上有奉城，故江津长所居”一说，直接为当年古荆州的渡口江津之由来，为长江中游地区港航津渡史演进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给出了确切的答案。

  荆州临江地段的洲上奉城，既是“故江津长所居”，那么，这官员职务称呼又是据何形成的呢？　原来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专设编委会编撰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一书，早有解答：“江津戍，一名奉城。在今湖北沙市市东南。东晋义熙元年（405年）桓振屯兵于此。”显然，“江津戍”，本身就是个军镇堡垒的机构名称；其主要功能，就是为城提供临江地段的防卫保障。

  可是，《水经注》在注释“奉城”时又说：“主度州郡贡于洛阳。”如此，是否可理解朝廷赋予这一军事防卫机构又兼具榷关双重职能：因这里长年驻札有守卫渡口的军队，故他们除防护沿江地带的安全之外，还须负责收纳、查验、检核与度量江南各州郡向朝廷中枢供奉、进贡及缴纳的赋税与多种贡品。

  回溯历史，可见荆州城南的江津渡口真正在战略上发挥其防护、或者是榷关的作用，大约始自于东汉初年。说到这里，有必要插叙一段此前长江中游地区的争战史：据史可知，早在秦惠王时期，秦国利用蜀、巴两国的纷争，趁机伐蜀。公元前316年秋，秦军主帅司马错偕大夫张仪和都尉墨等，率军沿汉中褒斜道至成都的“秦蜀栈道”（即金牛道)入蜀，顺势将蜀地纳入秦国版图；其后，为巩固其统治，实行移民政策，向蜀地“移秦民万家实之”，并乘机灭掉了巴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蜀郡太守张若即率巴蜀丁壮，轻而易举地就攻下了楚国巫郡、黔中之地，并设立了秦的黔中郡，置郡治于黔城（今湖南怀化市沅陵县城西的黔城镇）。所以，秦国灭楚，实际上乃是先自长江上流掌控了巴蜀之地，占得了先机，尔后顺江直下，不仅将楚国先前开发的大江南岸巫郡、黔中等收入囊中，而且还不受号称“天堑”的长江制约，成功地在江南大抢地盘，又将其转化成为己方稳固的大后方，有力地支持了霸业的实现，统一了全国。

  秦朝灭亡后，原本即自南方起兵的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楚、汉相争主战场，是在鸿沟（为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流域——它又是自然而然地免去了于争战中须得跨越天堑长江之险的艰苦卓绝。

  古荆州在史籍中的崭露头角，首先则是以渡口江津所处的津乡而扬名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五年三月，……遣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二将军伐田戎于津乡，大破之。”《后汉书·岑彭传》：“戎与数十骑亡入蜀，尽获其妻子士众数万人……自引兵还屯津乡，当荆州要会，喻告诸蛮夷，降者奏封其君长……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耻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或遣子将兵助彭征伐。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

  岑彭“移檄”定江南的率意壮举

  《后汉书·岑彭传》的这一段叙述，基本上较为完善地阐释了湘粤大地归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那一段平和而宁静的历史进程：征南大将军岑彭仅只是“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即令大江南岸的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苍梧、交趾等七郡疆域在各位太守的率领下，不得不相继归顺中原新政权的事实。

  那么，征南大将军岑彭的这个“移檄”之举，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约束力呢？　其实，岑彭个人的德行、能力，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真正发挥作用者，乃是他率大军占领了长江中游地区通往中原大地的唯一重要渡口——荆州的江津。

  前面说到，古云梦大地，史称“方九百里”；《尚书·禹贡》中称：“厥土惟涂泥。”当长江呈漫流状通过江汉盆地时，那大江滩涂，说有多宽、便有多宽，自先秦时期始，唯楚郢都临江地带设有“渚宫”、并建有“船官地”——渡口江津。

  那么，如果说汉口的最终形成其上限仅止于明朝成化年间的话；那么，始自孔子生活的时代，在当时泥沼遍地、浊水横流的长江中游地区，荆州的这处渡口独领风骚至少达两千三四百年。換句话说，也就是当年要从中原渡过这段天堑进入湘、沅、黔、桂、滇等各地，注定非走江津不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而江夏、武陵等七郡之所以能“传檄而定”，无非是其所有中央派来做官的中原人士之“命门”，都被岑彭凭借这处渡口而死死地拿捏住了。

  自东汉刘秀始定都洛阳，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如魏文帝曹丕、晋武帝司马炎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等，均在洛阳建都；而由今湘、桂、粤、黔、滇各地的地方长官须向朝廷上缴的税赋及贡品，便都得从这里渡江；而由朝廷派遣到各地的官员赴任，这里亦为咽喉孔道。所以，中央政权在津乡置官设卡，负责接收管理其一应物事，即为行使权力过程中的一大要义。

  自然，随着长江、汉水两大水系的陆上三角洲开始进入到迅速发育期后，每年数亿吨的泥沙顺江流渐次向东沉积、堆砌，一路上让无数的滩涂沙洲演化着陆地；沿江地段的族群聚居地愈来愈多地出现了新的口岸市镇，同时，北方的中央政权也愈来愈精当地细化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治理。三国时期的荆州，共辖九郡，其分别为南阳(今河南南阳附近)、襄阳　(今湖北省襄阳市附近)、章陵(今湖北枣阳附近)、武陵(今湖南常德附近)、长沙(今湖南长沙附近)、江夏(今湖北武汉、黄冈等地附近)、南郡(今)、(今湖北荆州附近)、零陵(今湖南永州附近)、桂阳(今湖南郴州附近)，其地域辽阔，物产丰盛，财力强盛，天下共瞻。

  东晋末年，庶民出身的刘裕篡晋豋基，建立了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宋朝。他一当上皇帝，因愤于此前往往有人一据荆州、便裂土分疆的事实，首先就于永初三年，从荆州划出十郡之地另置湘州，治临湘。后来，刘宋政权又相继从荆州分出司、湘、郢、雍等诸州另立门户；当这一重大举措完成后，荆州仅余12郡、48县，丁口56000余户；其所属县份，不及西晋太康初年荆州属地的三分之一。

  江津渡口国家级的建置规模

  由于其地理区位过于重要，为此，《后汉书·地理志》于“南郡”词条下，特别加注曰：“江陵，有津乡；巫，西有白帝城。”《后汉书》为官修正史，主要是载录东汉一朝的历史事件及其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以及事关朝廷的典章制度，职官军伍，天象物候，物产风情等一应事项；其修纂的主持人范晔南朝刘宋时期的大臣、史学家与文学家，史称其“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而为他所主张的文章须“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之论，曾在中国古代的文坛史苑，产生过极真深远的影响。

  南朝宋时期大臣、史学家、文学家。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主张文章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反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有进步意义。

  在范晔看来，当年荆州江陵县辖属下的津乡，以其而论地理占位，足以与刘备因兵败而去世的巫县白帝城相匹敌，都是一度为历史的走向与趋势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处所。因而，他特地加注予以阐明，就是带有引起后人关注的意思。

  那么，津乡的水文地理格局，无疑是其不得不引人尤为留心的一大要务。还是看跟范晔相离不远之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

  “江水又东会沮口，楚昭王所谓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又南过江陵县南。县北有洲，号曰枚回洲，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江水又东径燕尾洲北，……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冈，盖因冈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台名，所未详也。”

  根据《水经注》的描述，如此说来，长江在流经荆州城时，大体情景应该是这样一种景观：在南、北二江的两江之间，是河槽中有一座座沙洲——夏天洪潦暴涨，沙洲尽没水中；冬天水位回落，洲上细流蜿曲。这片沙洲从上游的枚回洲延续到此地，全长七十余里；而古北江，即为当时长江的主泓，江流紧挨着城垣的西、南与东三面，环绕而过，然后东北行，“北对大岸，谓之江津口，故洲亦取名焉。”如果推断无误，这座南北朝时建有江津戍、亦即奉城的江心洲，后来在演化成为江边洲滩并与北岸接陆的地面，便是今荆州城南开发区和沙市区了。依这段描述，我们似可知今天正位于郢城东南方向的荆襄河，其实就是当年北江萎缩后残存的孑遗；那埋藏河床底下淤泥中的卵石，还真是拜长江所赐！

  联系到梁元帝萧绎在《荆南志》中所言，“故奉城，在燕尾洲上；江津长治所，领百家主渡江南”，大致可推定当年津乡的江津渡口之建置规模：假如作为当地的行政主官，江津长“领百家主渡江南”；那么包括关上驻防的将弁兵卒，验货的吏员杂役，仓储的司秤记室等一批职司员工与后勤保障差役及其眷属在内，此地平常年间的长住居民，亦当有数万丁口之众——这在当年实在实在地即为华中水陆交通“大字架”枢纽所在的津关锁钥；要说古荆州就此而确立的战略定位到底有多重要，请看下一节系列之《临水口岸威镇千里的战略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