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礼荣

  隋唐大一统立国的中部机枢

  我国古代历史自从进入东汉至三国、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数百年间中原大乱，因北方板荡，战祸连年，大量士族南迁，不仅给江汉平原带来了中原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还因此地的气候适宜，环境优异，时隔未久，各处皆是一派五谷丰豋，六畜兴旺的繁盛景象。

  东晋时期，当朝重臣、车骑将军迁侍中录尚书事(宰相)　何充在给民心归化，供给富足的荆州作概括时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史称此人“风韵淹雅，文义见称”。不能不说，他对荆州在军国大计中所据有战略地位，及其价值所作的归纳和评价，不仅足以能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所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一说相嫓美，而且因当时历史所印证到的实际情形，还显得愈加具体与贴切。

  何充对荆州所称誉之“经略险阻，周旋万里”说，若非当时身历其境，极难有真切的体验和感受。事实上，当中原政权中枢在掌控中南大地时，作为长江中游地区水陆交通的津关锁钥，此地江津渡口的关隘险阻之功能，于千百年间一直经受着历史的严峻检验。例如，时至隋初开皇九年（589年），清河郡公、上柱国杨素奉旨率兵伐陈。流头滩（又名虎头滩，今湖北宜昌西北）一仗，隋军大获全胜，进而取得荆州。二月初，杨素便派薛胄、刘仁恩等率军进击大江南岸的湘州；陈朝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紧急调兵遣将，打算决一死战，可城内将士听说荆州已失，斗意全消，议论纷纷，主张克日请降。陈叔慎执意迎战，被隋军一举击败。湘州的平定，为隋军下一步进取岭南大地，提供了了前进的保障基地。

  唐初武德三年（620年），唐高祖李渊派李孝恭为统帅、李靖为行军总管兼行军长史，率军平定据荆州割地称王的萧铣。李靖一鼓作气攻克荆州，萧铣帐前的中书侍郎岑文本向李孝恭进言：“……江陵父老决计归降者，实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纵兵虏掠，诚非鄙州来苏之意，亦恐江、岭以南，向化之心沮矣。”李孝恭、李靖顿时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和建议，善待荆州士民，并以荆州为战略出发地，迅速率领大军南进湘桂大地，越过五岭，分道招抚岭南各州。只经过一年的辑抚召纳，安南、交州等九十六州即纷纷降唐。大唐的政令在中南大地畅行无阻，从长安历经荆州、南下湘沅通往交州（今越南河内）和爱州（今越南清化）的驿递环环相衔，完全恢复畅通。至此，岭南地区基本上归入于大唐版图。

  史实充分证实，当中原政权将行政掌控力越过长江、伸入湘粤大地时，荆州作为长江中游地区的东西枢要之地、南北衔接之区，占据着尤显重要的中枢区位优势。时至今日，当我们诵读唐诗之际，每每惊叹于为什么会有那样多的一流诗人都会在这里留下他们的佳作精构；这是因为，在大唐天下一统的总格局下，诗人们无论是游学、还是为官，一生中总有机会来此地寻觅情思，咏叹生平。

  三路伐吴曹魏军的无奈抉择

  作为整个长江中游地区使用最早(始自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规模最大(“领百家主渡江南”)的国家渡口(专门设置官员“江津长”以治理派驻机构江津戍与奉城)，由荆州江津控制的流域有多宽？　历史上确实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若是考察一下公元222年至223年魏文帝曹丕派三路大军南下渡江伐吴的用兵布局看，似可发现至少应在今安徽合肥市东部的沿江一带。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黄初)四年春正月，诏曰：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雠者皆族之。筑南巡台于宛。”

  书中还另载录有曹丕的一道退兵诏书，其中称：“孙权残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长，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征东诸军与权党吕范等水战……大司马据守濡须……中军，征南、攻围江陵……此几上肉耳！　……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畜养士民，咸使安息。”此话说得极为冠冕堂皇，其实际情况是：曹丕亲临宛城督战，魏左路军、亦即主力在上军大将军曹真、左将军张郃、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的率领下，从襄阳直扑刚被东吴自关羽手中夺得的荆州；魏中路军由征东大将军曹休率舰队，沿资江而下，直取东吴的洞浦口要塞，魏东路军由大司马曹仁攻打濡须。其中路与东路双方各有胜负，而作为主战场的荆州之战，则几乎打了败战。盖因荆州一地，进行防御作线地势绝佳，东吴荆州守将朱然居然以五千羸卒，生生扛住了数万曹魏大军历时半年的围攻，曹魏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曹丕实在不好向士民交待，这才发出此谎话连篇的退兵诏书，给自己脸上贴金。

  从这个角度看，曹丕以兵分三路，南下伐吴，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无奈的抉择：魏中路军所直取的洞浦口，在今安徽马鞍山市和县西南长江边；濡须，则是位于安徽省巢湖市东南的濡须山和七宝山之间的水口。用今天的话说，这一段长江岸线，少说也在一千公里开外；而曹魏大军在如此宽的正面想要跨越长江天堑，实在力不从心。为什么他会采用这一方略呢？　其实，就是除了荆州，下面可渡大军的渡口，便只有在离荆州千里开外的洞浦口与濡须了。

  如此说来，作为华夏大地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历史上江津渡口的存在，对荆州而言，无疑是其之所以能成为长江中上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具有不容替代的作用和影响，而荆州在历史上所据有的独特战略地位，直至明清易代之际，仍在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和影响。比如，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康熙帝作出撤藩的决定。吴三桂挑起“三藩之乱”；一时间，吴军由云、贵而入湘，未久川、鄂、赣、粤、桂、闽等地狼烟四起。由于康熙帝预先在荆州布置大将勒尔锦率军严阵以待，而吴三桂却只有在常德与松滋间滞留往还，竟不能越大江一步，故最终只有饮恨衡州，郁郁而亡，叛军只得土崩瓦解。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设八旗驻防军于荆州，这是全国唯一一座未与督、抚等地方主官署衙同驻一城的满城旗营；其左右策应，为长江上下游沿线的成都驻防和江宁驻防提供了机枢衔接与联动的可靠保障。

  概括地说，作为一座由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荆州的水系格局在其战略定位上的地位与影响，充分地显现出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追昔抚今肩重任须更创辉煌

  作为长江上的一个港航口岸，古江津至少拥有两大功能：一是渡口，即是由渡船将行人自左岸转移到右岸；二是港口，就是航船由这里始发，满载旅客，要么鼓棹溯江西进巴蜀，要么扬帆东下至吴越。反正，此地长年川流不息地人来人往，舻舳相衔，就这样荆州维护了其历时长达两千多年的繁华与荣光。

  岁月不居，时移世异，“往事越千年”；说来，应该是自南宋时期启其肇端，长江中游地区的水文红利，即开始因河床中的泥沙积年沉降、夏季时当地又往往遭逢暴雨成灾而朝着其灾害性的洪讯骤至，开始发生转化；至明朝嘉靖年间，长江中游的洪水即肆虐为患，而延至清道光之后，荆州的洪水灾害便有了“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难”之说……到了民国年间，荆江两岸更是灾祸连年，其间阅时不过38年，荆江一带竟然决堤6次，真是骇人听闻！　其更有甚者，是在经历过1931年的大水后，至1935年7月13日，荆江大堤再度大难临头：阴湘城段溃口，洪水狂奔而来，直扑荆州城墙。堤工局长徐国瑞束手无策，竟火速命人备办三牲，率领堤工局大小头目列队堤岸，望江祷告，祈求上苍急速退水。为祭祀江神，他们将成筐的大米、肉、茶叶、冰糖倾入水中……国民党在当地的驻军最高长官徐源泉也诚惶诚恐地前来一道祭祀，并煞有介事地下令，命民间“禁屠三日”；第四专员公署督察专员兼江陵县长雷啸岑事发不久便轻装简从，搭乘英轮“江和号”远遁武汉。这一场大水，殃及四周十余县，灾民多达数百万人，而事后徐国瑞仅落了个“降二级改叙”的处分。那横尸遍野的白骨，无人收敛，唯有附近乡民就地掩埋。一心只在“剿共”的国民政府，竟连一个伤亡人数的确切数字都没有。据当时《荆报》的记者统计，仅草市一镇，被淹毙都便“几及三分之二”！　荆州一带人民群众时逢洪汛，无依无傍，只得听天由命。当时地方上流传一首民谣：“荆州不怕刀兵动，惟恐南柯一梦中”，其哀哀悲鸣，亟述其苦，令人闻之动容。

  俱往矣。自新中国成立后、随即便调动施工大军，兴建了荆江分洪水利枢纽工程，极大地缓解了水患重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荆州大堤作为国家防灾减灾的重点工程项目，通过年年岁修，对堤防整险加固；特别是当经历过了1998年整个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的严峻考验之后，随着三峡大坝的成功建立，以及一系列的水利配套设施的全面完成，荆州的水文状况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