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育松

  苦楝树是乡村最常见的树，常植于房前屋后，路边。它耐旱、抗风，树是木材，花、叶、果、根皮可入药，可谓全身都是宝。我们村里四处皆种有苦楝树。

  冬天没事的时候，村里的老支书喜欢站在村口凝视远方，他披着旧大衣，戴着大绒帽，叼个小烟斗，一副国字脸，浓浓的剑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宽阔的肩膀，手似乎总是背在身后，时不时的耸耸肩，将大衣领往前拉一拉。他不笑的时候像一塑雕像，颇具威严，但一旦搭上话，人却十分随和，健谈爱笑，用他的话说，话匣子一打开都是熟人。他知道我很长时间没回来，热情的给我讲村里的变化。

  末了，老支书盛情的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问他家在哪里，还是以前的老屋么？他指了指山冈上的那所学校，说，就在学校进门的侧屋。这些年，他在学校看门，村里的老屋，早就没住人了。

  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因为是冬天，屋子里还是有些昏暗的，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东西也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听到狗叫声，正在忙活的老支书从屋里钻出来，只见他用烟斗轻拍了一下狗的脑袋，说了句“熟人”，那狗马上摇着尾巴走开了，趴在地上自顾自地看着栅门外的路，尾巴还在摇晃着打圈。

  老支书邀我进屋，屋子是一通间房，用一个简易的窗帘布隔开，外面是生活区，里面是床和电视，床上的枕头还是老式的绣花枕头，枕面是北京天坛，枕角还绣着一个“梅”字，里外的陈设都非常简单。老支书在靠窗的位置搬了张椅子给我，突然，我发现在他的书桌上，有一块大理石，上面放了一个色彩鲜艳的树枝，凑近一看，天呐！　是珊瑚石，红色的珊瑚从灰色的石头里面伸出来，小巧、别致，惹人喜爱，海洋的古怪拿到陆地上来就是能惊艳人的眼球。我细细的瞅了好一会儿，这个珊瑚算是非常大的，很难得，这个海洋娇气的小宝贝，真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我不仅感叹在这个小山村阴暗的小房间也能有如此高档的艺术品，似乎只有博物馆、艺术馆、高档酒店才能与之相配，它的出现让我着实有些惊讶。

  老支书用葫芦瓢舀了一壶水，往炭炉子上一放，就乐呵呵的跑过来和我搭话。窗户两边的墙上，挂满了木制老式像框嵌着的照片，很多都是黑白的，有的是他坐在拖拉机上，有的是他参加活动现场，也有他在礼堂参加会议，带着绶带，捧着证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墙上的一个海军军官的照片，相框是合金边框，小青年留着寸板头，皮肤晒得黝黑，眉心有一颗痣，微笑着的脸上，两个小酒窝特别惹人喜爱，可能是长年吹海风的缘故，皮肤看起来有些粗糙，但双目炯炯有神，精神抖擞的站立着，胸前还别着一枚军功章，旁边是一艘登陆艇，后面是广阔无边的蓝色海洋。

  听说老支书好像有兄弟姐妹，这个小青年应该是他外甥或者侄子吧，我想。

  端详完照片，我开玩笑地说：“您老年轻的时候还蛮英气的，头发浓密，五官端正，意气风发。”

  他笑了笑，双手搓了几下，有些不好意思，讪讪地说：“岁月不饶人啊！　一季物，一岁人，果实总会成熟，人也会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神有些迷恋。

  他突然抬起头，望着我说：“村口的那棵苦楝树你知道吧，那时的我就像夏天的苦楝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满树挂着的都是楝子果，富有生机与活力。现在的我就像冬天的苦楝树，光秃秃的枝桠，黑不溜秋，既不好看也无果无叶。”

  我笑了笑说：“冬去春来，还是会有绿树繁阴的那一天。”

  他摆了摆手：“老了，不中用了。”

  炉子上的开水沸腾了，冲得水壶“吱吱”作响。老支书一边给我泡茶一边说：“今天你试试这茶，是本地最好的茶，是我帮茶厂理了全年的账目，他们要给我劳务费，我分文不要，说茶厂这几年也不容易。他们不过意，送给我的，绝对是好茶。”

  “老支书住在这里还习惯吧！　方不方便？”我问。

  “习惯，离村子也不远。最近学生都放寒假了，校园蛮安静，要是一开学，这些小家伙一来，可不把校园闹腾得底朝天，没事也能整出三分乐来。”

  现在进城的、外出务工的人多了，孩子也都带走了，村里、学校也慢慢空旷了，这所学校还是并校后的，目前有三百多个学生，不仅有本村的，还有附近村的，加起来还没以前一个村的孩子多。

  一坐下，老支书又打开了话匣子：现在的小学不比以往，学生基本都是留守儿童，老师差不多都“走读”，一散学，学生回家，老师回城。这个偏僻的校园就寂静得像无人区一样。特别是晚上，远处只能看到村里的零星灯火，其余的地方全是黑黢黢的，冈上的风本来就大，那冬天的风一呼啸，发出“嗖嗖”的声音，怪瘆人的。听说以前有个从城区交流来的年轻女老师，死活不肯住校，她男朋友天天开车来接，那时候路不好，来回要折腾二三个小时，天天跑，谁受得了，最后两年下来，男的和女的都病倒了。

  老支书自顾自的说，就像在说邻居家的故事：我来的时候她正好是第三年，有我护院壮胆，女老师终于肯住校了，周五下午才回去。她晚上还经常找我聊聊天，问问学生家里的情况。我在村里住了六十多年了，方圆几个村都熟，哪家哪户不用族谱我都能报上名来。

  说这话的时候，老支书脸上有几分得意。“原来的老黄老师去哪儿了？”我问。

  老黄老师就是本村的，也是一个拼命三郎，以校为家，一说大家都知道。

  “退休之后搬到集市上去了，也很少回来了。”现在有点能力的，谁还呆在这个小山村。老支书低下了头，像个羞愧的孩子。

  “生活和工作图的不就是一个愉快嘛！”我安慰道：“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去美国，因为我听不懂英语，在那活受罪。”

  老支书抬起了头，眼神里透露着一丝安慰。“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老师基本是本村或是周边村的，很少有外面的老师来哦！　现在外面来的老师都是正规师范毕业的，文化素质确实蛮高，小孩子跟他们学得好，现在的小孩子都会说普通话，玩手机，我老啦，好多东西都不会，在他们面前，有时候我都有些惭愧。”说这话的时候，老支书望了望窗外散落在枝叶上的雪花，那些晶莹的雪花，有的融成了冰，有的嵌在枝叶上，给窗外的世界点上了雪白的纯。

  “这些留守孩子调皮得很，爷爷奶奶年龄都大了，管不了，也不会管，现在电子产品又多，爷爷奶奶也不懂，人老了，精力有限，有的干脆听之任之。”老支书喃喃道。

  “顽皮是小孩子的天性，我小时候也是蹦天入地的玩。经常将带到学校打扫卫生的扫帚弄丢了，弄得我妈生气地沿着我放学回家的线路找扫帚。”我笑了笑。

  小孩子上学调皮，是天性，长大了有得一变呢！　我俩都笑了。

  老支书的眼睛看着炉火出神，露出了一丝欣慰的微笑，似乎回忆起了陈年往事。

  冬天天黑得早，告别时老支书将我送到河边的大路上才作罢，见我走远了，还喊着：“有空常来玩”。我回头时，他用拿着烟斗的右手，向上扬了扬，意思是好走。

  回到家，有一天乡邻聚在一起聊天，我无意中说到去年夏天看到路边的一块稻田没收割，四周的稻田都只剩下庄茬了，稻田的这户人家是不是总不在家。

  一个拿着碗筷站在旁边正吃饭的婶子略一思忖，说：“哦！　那应该是‘一把手’老支书家的。以前老是乡邻帮他割，如今有了收割机，他等收割机一来就直接谷子进袋。从河南来的收割机是一路南下的，前面收完了就会来，顶多就是晚几天吧。”

  老支书蛮不容易的，为村里的发展作了很多贡献，如今一个人，村里人都很照顾他。而且他现在只有一只手了，所以我们还是称他为“一把手”，村民说“一把手”的时候，并没有歧视，还带有敬畏，崇拜的意思。

  我一时一惊，怎么回事？　一只手！

  “你还不知道？　那一年，就是下街的那个勇波，这孩子平时就调皮捣蛋的，不是个好东西。他平时不是掏鸟窝就是翻墙逃课逮兔子，父母又都在外打工，一个70多岁的奶奶，哪管得了他哦！”

  一个老年女人接过话，说：那个勇波喜欢捅马蜂窝，她家后院的马蜂窝被他偷着捅了，那马蜂呀是成群的在她家后院转悠，一个多星期她家都不敢开后门后窗，最后她家妮子还是被蜇了一口，肿了个大包，痛得哇哇叫，打了几针才好。

  老支书就是因为勇波才失去左手的。

  原来，有一年夏天，上游水库往下放水，大鱼儿也随着冲了下来，勇波想趁机捞鱼。可上游开闸放水，什么树枝呀、水草呀、泥巴等都带下来了，他一个小孩子一不小心就被卷到了水深处，呛了好几口水，只剩一双手和半个头在水面上沉浮。老书记正好在附近，冒着危险奋力游了过去，往回游的时候，被一个冲下来的树桩刺中，左手臂都被刺穿了。夏天温度高，水又脏，感染了，乡镇医院又弄不好，折腾到县城，最后到了省城才通过截肢保住了命，听说差一点就没命了。

  啊？　我的心里一阵发懵，我怎么一直没看出来。我在脑海里仔细搜索回想，老支书和我交往的时候，好像是从来只用右手，没看见他用左手，我也未曾注意，难怪他老背着手，我心里一阵心酸。

  旁边一个年轻的女人接过话说：“听说勇波后来还考上高中，家里穷，高中毕业就参军了，在部队表现出色，没几年就上了军校，毕业之后好像在海南还当了个小军官啥的，前两年还看到了，这几年忙了就很少回来了。”

  我的脑海里猛然像闪电击中了一样，忙问：“勇波是不是眉心有颗痣，脸上笑起来有酒窝？”

  “你怎么知道？　勇波就长那样。他还有个姐姐叫勇梅，笑起来也有酒窝，但只有一个酒窝。听说姐弟俩经常受到老支书的关照。”婶子说。

  哦，我知道了。原来，前两天我去老支书的家里，看到挂在房间正对门墙中央照片里的人，就是勇波。

  没几天我要走了，临出村口的时候，我又瞥见了那株苦楝树，黑黢黢的树皮，几岔树枝伸向天空，树有些弯，像谦卑的低下头，只听得见树枝摇曳时的“哗哗”声，仿佛是在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