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波

  余上沅，这位从湖北沙市胜利街走出的杰出人物，在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重要奠基者、卓越的戏剧教育家与理论家，他的一生恰似一部恢宏壮丽的戏剧长卷，充满了对戏剧教育与理论的炽热深情与不懈追寻。

  同时，身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先驱贤达，他彰显出民盟盟员于文化领域矢志追求真理、坚守正义的坚毅精神，为中国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立下了独特功勋。其夫人陈衡粹曾评价道：他于“社会大舞台、舞台小社会”的漫漫探索实践里，倾尽一生心血，虽历经坎坷波折，却依旧绚丽多彩。他不辞辛劳、默默耕耘，为后世留下了珍贵且璀璨的文化瑰宝。

  沙市起步：

  平凡家庭的戏剧启蒙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余上沅出生于沙市的一个平凡店员家庭。他的父亲余晓臣起初在族人余洪昌的匹头店帮工，待稍有积蓄后入股该店，家庭生活也渐趋小康。

  余上沅的家坐落于沙市九十铺（现今胜利街242号）。彼时，沙市作为长江流域至关重要的通商口岸，地方戏曲蓬勃兴盛，堪称“处处丝竹、夜夜弦歌”的“戏窝子”。在如此浓郁的戏曲氛围里，余上沅自幼心中就种下了戏曲的种子，他几乎每晚都会悄悄跑去看戏，戏曲也由此成为他艺术启蒙的重要源泉。

  与余家同院而居的，有一位清末拔贡刘寿龄老先生。刘老先生既行医又开办私塾，余上沅自7岁起便在这私塾中跟随老先生识字读书。然而，命运无常，父亲的早逝致使家境急转直下，逐渐走向衰败。尽管余上沅聪慧过人，但为了维持生计，年仅12岁的他不得不进入余洪昌布店当学徒。家庭的变故并未磨灭余上沅对知识的渴望，反而更坚定了他发奋读书的决心。在布店学徒期间，他一边辛勤劳作，一边努力学习。凭借着强烈的求知欲，他于1912年成功考入武昌文华书院，并因成绩优异而享受免学费的优厚待遇，毕业后顺利升入大学部文科。

  北大转折：新文化运动开启戏剧之路

  大学二年级时，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毅然投身社会活动。当时，他以文华书院学生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赴武汉演讲。随后，又以武汉地区学生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议。

  余上沅在社会活动中展现出的炽热爱国情怀，赢得了陈独秀的赏识与青睐。在陈独秀的引荐下，余上沅转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潜心钻研文学与戏曲。在校期间，他不仅勤奋刻苦地学习专业知识，还积极踊跃地参与爱美戏剧活动，并在《晨报》副刊发表诸多有关戏剧的文章，其在戏剧领域的才华初露锋芒。1922年北大毕业后，他受聘担任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助教。

  1923年，在清华学堂半公费补助以及父亲好友贺先生的资助下，余上沅踏上赴美深造之旅。他先后在卡内基大学艺术学院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戏剧，专注于西洋戏剧文学及剧场艺术。在阿美利加戏剧艺术学院格迪斯技术所，他还兼修舞台技术，并持续为《晨报》副刊撰稿，及时介绍美国戏剧动态与理论，正式开启了他对戏曲艺术的深入研究征程。

  国剧运动：中国戏剧革新与发展的启程

  留美期间，余上沅与闻一多、赵太侔、熊佛西、张嘉铸等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相聚于纽约。他们时常围聚在中华酒楼，一边品尝中华美食，一边热烈探讨戏剧艺术，对戏剧的热爱与创作激情喷薄欲出。

  1924年冬，剑桥中国同学会发起自编自演英文剧《此恨绵绵》（又名《杨贵妃》）的活动，余上沅积极参与改编与导演工作。该剧巧妙汲取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精髓，由闻一多翻译成英文。演出当晚，大获成功，台下观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各大报纸纷纷刊载赞扬文章，盛赞《此恨绵绵》“胜过其它各国的一切表演，为国家争取到光荣”。余上沅与梅兰芳在日内瓦《此恨绵绵》的巨大成功，犹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余上沅等人对“国剧运动”的热忱与信心。他们不辞辛劳，深入开展大量调查研究，足迹遍布纽约各个剧院，全力汲取剧场建设的知识与经验，并精心起草了《北平艺术剧院计划大纲》。该大纲涵盖了筹建北平艺术剧院、演员学校、戏剧图书馆、博物馆，创办《傀儡杂志》，筹集选送留学生学习戏剧艺术资助金等一系列全面且富有远见的规划。与此同时，他们还发起成立了“中华戏剧改进社”，诚挚邀请新月社的诸位先生加入，共同为推动中国戏剧的革新与发展汇聚力量。

  1925年春，余上沅等人再度发力，自编自演英语剧《琵琶记》，并于波士顿考普莱剧院盛大上演，演出再度收获满堂喝彩与巨大成功。这两次英文古装剧演出，如同一扇文化之窗，让广大西方观众得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与独特魅力，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同年夏，余上沅与闻一多等怀揣着“开展国剧运动”的宏伟理想，满怀壮志地回国，开启了在国内推动“国剧运动”的崭新篇章。

  教育耕耘：国立戏剧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回国后，余上沅在北京积极组织“中国戏剧社”，众多热心戏剧艺术的知名人士纷纷响应加入，社员约达30余人。经他们不懈努力，成功在北京美专（后改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开办戏剧系。该戏剧系开设了现代戏剧艺术、舞台设计及表演、排演等一系列专业课程，此乃我国正式学校中首次设立的戏剧专业，标志着余上沅为中国戏曲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伟大征程正式启航。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学校经费短缺，教师薪资拖欠问题严重，“国剧运动”的推进遭遇重重阻碍，发展陷入困境。1926年9月，余上沅怀着满心的无奈与惆怅，黯然离开北京艺术学校，前往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任教。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余上沅转至上海，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暨南大学等校，讲授希腊悲剧、现代西洋戏剧、戏剧概论等课程。在此期间，他还与徐志摩等人共同筹办新月书店，兼任编辑与经理职务，并翻译了《长生诀》《可钦佩的克莱敦》等多部外国名剧。同年，余上沅的《戏剧论集》以及他编辑的《国剧运动》两部著作相继问世，在戏剧界引发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

  1928年冬，余上沅受北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秘书之聘，兼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并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北平小剧院。在此期间，他充分施展导演才华，先后执导了《茶花女》《法网》等多部经典名剧，为北平的戏剧舞台增添了一抹绚丽色彩。

  1935年秋，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正式成立并开学，余上沅众望所归，被聘为校务委员兼校长。历经十余年的不懈奔走与奋力呼吁，这所他梦寐以求的戏剧专门学校终于拔地而起。学校以“研究戏剧艺术，养成实用戏剧人才”为崇高办学宗旨，广纳贤才，聘请了应云卫、陈治策、曹禺、马彦祥、王家齐等众多业内精英担任专任导师，余上沅更是亲力亲为，兼任表演主课教师，并亲自执导了由首届学生向社会公演的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演出大获成功，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余上沅始终秉持蔡元培的先进治校理念，不拘一格延聘学识渊博、技艺精湛的教师前来任教，同时大力倡导教师开展科研活动。他率先垂范，精心撰写了《表演艺术大纲》《导演艺术大纲》和《舞台设计提要》等重要文章，为建立正规化戏剧教育制度、培育优秀戏剧人才立下汗马功劳。在他的悉心培育下，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人才辈出，成为中国舞台和银幕上众多中坚力量的摇篮。

  抗战岁月：

  戏剧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战的烽火熊熊燃起，余上沅毅然率领剧校师生撤离至长沙，次年2月又辗转迁往重庆。彼时的重庆，汇聚了众多文化名人，梁实秋、曹禺、戈宝权等文化大家皆曾莅临剧校授课，为剧校师生带来丰富多元的知识与思想滋养。

  在重庆期间，余上沅积极组织并率领大家集体创作了《流亡者之歌》，公演了《全民总动员》《从军乐》等多部极具感染力与号召力的剧目，同时还精心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演出街头剧，深入大街小巷宣传抗战。这些演出活动如同一阵阵激昂的战鼓，轰动了战时的山城重庆，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与广泛开展，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战信心与斗志。

  1939年春，剧校再度迁校至四川江安，1941年更名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江安的岁月里，余上沅坚决推行“兼收并蓄”的办学原则，精心排演了210多部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戏剧作品。其中，《哈姆莱特》《北京人》《蜕变》等经典剧目更是在中国首次公演，这些精彩的演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艺术氛围，更如同一盏盏明灯，激发了师生们炽热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为抗战时期的文化战线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余上沅与曹禺关系甚笃，曹禺曾担任国立剧专的教务主任，两人在戏剧创作与教学理念上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共同为剧专的发展与戏剧人才的培养倾尽全力。吴祖光则曾是余上沅的秘书，在余上沅的悉心栽培与指导下，吴祖光从一个初出茅庐、大学尚未毕业的青涩青年，逐步成长为一位才华横溢、备受赞誉的优秀艺术家，在戏剧创作与导演领域取得了斐然成就。

  此外，余上沅还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荐、广泛传播西方经典戏剧，将西方戏剧的优秀作品、先进理念与创作技法引入中国，为中国戏剧界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与全新的活力源泉，拓宽了中国戏剧人的艺术视野与创作思路，对中国戏剧艺术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坚守初心：

  终身奉献戏剧事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剧专迁往北碚。1946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回南京。

  1948年秋，余上沅凭借在戏剧领域的卓越成就与崇高声望，当选为国际戏剧协会中国分会主席，并乘赴英讲学之机，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出席国际戏剧协会第一届年会。这是中国戏剧工作者首次正式参与国际戏剧组织活动并派出代表，意义非凡，标志着中国戏剧开始走向国际舞台，在世界戏剧交流与合作中崭露头角。

  同年秋，全国解放大势所趋。余上沅满怀爱国热忱回到国内，为避免被国民党当局胁迫前往台湾，他毅然辞去剧专校长职务，带领家人前往上海暂居，静候全国解放的曙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余上沅即刻前往南京，向人民政府顺利办理了剧专的移交手续，并受聘于沪江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讲授现代中国文化史等课程。尽管教学任务繁重，但他对戏剧的热爱丝毫不减，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他还热情地为学生剧团执导了《阿Q正传》《屈原》等多部中外经典名剧，通过言传身教，将戏剧的魅力与艺术精神传递给年轻一代。

  也正是在复旦大学执教期间，余上沅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拓展了他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与社会贡献渠道，为他在追求民主、传播文化的道路上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1959年，余上沅调至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任教，终于回归到他心心念念、热爱无比的戏剧教育环境之中。此后，他又于1964年调入该院戏剧理论研究室工作。尽管此时他已身患心脏病，但他依然坚守岗位，笔耕不辍，编写了《西洋戏剧理论批评》《戏剧概论》等多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讲稿，还翻译了贝克的《戏剧技巧》等多部戏剧名著。他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自己“终身做戏剧的仆人”的庄严誓言，为戏剧教育和戏剧理论研究工作奉献出了全部的心血与精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晚年余晖与不朽传承

  晚年的余上沅，依旧全身心地投入戏剧教育与学术研究工作。他渊博的学养、对戏剧艺术的执着追求以及对祖国的深沉热爱，赢得了后人的广泛尊重与敬仰。尽管在人生的后期，因种种客观因素限制，余上沅未能充分施展他的全部才华与抱负，但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彰显其珍贵价值，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深刻认识与铭记。

  1970年4月30日，余上沅因食道癌在上海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3岁。他的离去，无疑是中国戏剧界的重大损失，一颗璀璨的戏剧之星就此陨落。

  余上沅的一生，是为中国戏剧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为中国戏剧培育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更在于他为中国戏剧理论的创新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如同一座灯塔，为后来的戏剧教育照亮了前行的方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借鉴与启示。同时，他的戏剧创作与导演艺术，恰似一股清泉，为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创新元素，推动着中国戏剧不断向前发展演进。

  他的精神品质与艺术成就，将如同一面旗帜，永远激励着后人在戏剧艺术的道路上奋勇前行。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位伟大的戏剧教育家和理论家，传承他的精神遗产，为中国戏剧事业的繁荣昌盛不懈努力，续写中国戏剧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