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昆仑

  洪湖的芦苇，与别处不同。

  《诗经》里的芦苇，是“蒹葭苍苍”的婉约；沙家浜的芦苇，是“千军万马”的磅礴；而洪湖的芦苇，却另有一番气象——它们生于泥淖，长于波涛，看似柔弱，实则坚韧，恰似这片水域上生生不息的百姓。

  洪湖人说：“芦根生得贱。”这话不假。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多么恶劣的水域，只要有一抔泥土，几滴湖水，芦苇便能扎根生长。我曾见过在洪湖金湾花海旁一处被渔民废弃的塘堰，淤泥堆积，死水微澜，本以为是不毛之地，谁知次年春天，竟有零星的芦芽从水里窜出来。不过两三年光景，那里已成了一片茂密的芦苇荡。这种不择地而生的倔强，与洪湖百姓何其相似！

  芦苇的根系最为奇妙。单看水面上的茎秆，似乎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则水下根系早已牵缠环绕盘根错节，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狂风来袭时，单株芦苇或许会弯腰低头，但整片芦苇荡却稳如泰山。多少次洪湖地区遭受特大洪水，许多房屋被冲垮，庄稼被淹没，唯独芦苇荡安然无恙——它们的根系紧紧相扣，任你风急浪高，我自岿然不动。这不禁让人想起贺龙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他们化整为零时似寻常渔民，聚拢起来便成铁壁铜墙。白军来“清剿”，往往扑空；刚撤走，红军又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洪湖的老人们至今还会说：“那时候的红军，就像湖里的芦苇，砍不完，烧不尽。”

  芦苇以柔克刚的本事堪称一绝。看似纤细的苇秆，实则韧性十足。狂风暴雨时，一些参天大树往往会被飓风折断，而芦苇只是随风俯仰，风过之后又挺直腰杆。这种生存智慧，在洪湖赤卫队的战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与装备精良的白军正面硬拼，而是借助芦苇荡的掩护，神出鬼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白军的钢枪大炮在茫茫芦苇面前，竟显得笨拙无比。“百里芦苇是屏障，蒿排渔船是营房，不怕敌人封锁紧，我有菱藕作军粮。你要进攻我就飞，你要撤退我就追，你要睡觉我就打，你要设防我就摧。”我曾接触过一些革命文物，其中有一件为红军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日记本，这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追剿共匪于洪湖，如入迷魂阵，芦苇丛中处处充满杀机，却又不见人影。”这恰是假芦苇掩护开展水上游击战的最好注解。

  最令人叹服的是芦苇的生命力。冬日里，农民割苇编席，一把火烧过苇荡，看似满目疮痍，谁知来年春风一吹，新芦便从焦黑的泥土中钻出，不出两月，又是一片葱茏。1930年，洪湖苏区遭受重创，红军主力转移，白军实行“三光”政策，革命似乎陷入绝境。然而不过三年时间，洪湖地区的革命火种重新燃起，就像那被火烧过的芦苇，生生不息。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砍了芦苇根还在，烧了芦芽又重生；红军走了还会来，洪湖儿女心连心。”

  在洪湖革命历史纪念馆里，陈列着一面特殊的红旗——它是由苇篾编织而成。当年赤卫队员物资匮乏，就用苇篾染色，编成红旗插在船头。这面红旗虽不如布质红旗鲜艳，却在洪湖的水天之间飘扬了整整三年。如今它已经褪色，但那种由芦苇赋予的坚韧气质，却历久弥新。看着它，仿佛能听见当年芦苇荡中的呐喊，能看见那些以芦苇为掩护、与敌人周旋的身影。

  洪湖的芦苇还会“唱歌”。这不是诗人的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然现象。当风吹过成片的芦苇时，苇叶相互摩擦，便会发出“沙沙”的声响。夜深人静时，这声音能传得很远，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如战鼓雷鸣。我在读初中时，曾听过一位叫蔡必武的老红军的报告，他回忆说，当年给贺龙当警卫员时，在芦苇荡中宿营，他就靠听这“芦歌”判断是否有敌人靠近——若“歌声”突然变化，便是有人闯入。这天然的警报系统，不知挽救了多少革命者的生命。

  芦苇的用途极广。洪湖人家，几乎家家都会编芦苇：织成席子可睡，编成篮筐可装，扎成把子可烧，就连芦根也能入药。在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芦苇成了红军的多面帮手：芦席当床铺，芦叶包干粮，芦根做食量，芦花絮冬衣。一支芦苇微不足道，但千万支芦苇就能撑起一片天地。这种将平凡化为神奇的本事，不正是洪湖军民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真实写照？

  站在洪湖岸边，望着无边的芦苇荡，我突然明白：这里的芦苇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承载了太多生命的记忆。每一株芦苇的根系里，都可能缠绕着一段往事；每一片芦叶的摇曳中，或许都回荡着一个故事。它们不仅是植物，更是一部生长在水中的历史。

  我有一次下湖时，顺手在湖畔扯了一根芦苇。它很普通，约莫三尺高，茎秆纤细却坚韧。我将它插在办公室的花瓶里，不加水土，不料它竟活了三个月之久。这让我想起洪湖地区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我们这些人，就像湖里的芦苇，给点阳光就能活，有点雨水就能长。”

  是啊，洪湖的芦苇，洪湖的人，都是这般模样——生于贫瘠而不屈，长于风雨而不折。他们的生命，就像那芦根一样，看似卑微，实则蕴含着惊人的力量；他们的精神，如同芦花一般，看似轻盈，却能飞越千山万水，代代相传。

  洪湖的芦苇，终究与别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