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大中

  清代官方编纂的明朝正史《明史·列传卷一百零一〈张居正传〉》以近六千言的篇幅，为张居正这位明代中后期的改革巨擘立传，其评介既展现了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笔法，又暗含着对改革者命运的深层思考。传文通过勾勒张居正从荆州少年到内阁首辅的人生轨迹，既肯定其“肩劳任怨，举废饬弛”的历史功绩，也揭露其“偏恣”“纳贿”的个人缺陷，最终在万历朝的政治清算与后世的平反中，完成对这位复杂历史人物的立体画像。

  “国器”之誉与早慧锋芒是对其才具的肯定

  传文开篇即奠定张居正“颖敏绝伦”的基调。十五岁为诸生时，巡抚顾璘便断言其为“国器”，解犀带相赠时预言“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这一细节不仅凸显其少年才名，更暗示其日后将肩负国家重任的命运。嘉靖二十六年成进士后，张居正“日讨求国家典故”，徐阶等重臣“皆器重之”，展现出超越同辈的政治视野。

  在权力更迭的漩涡中，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尤为突出。严嵩任首辅时，“善阶者皆避匿”，唯独张居正“自如”，既不依附权奸，又获严嵩“器之”；徐阶代嵩为首辅后，“倾心委居正”，临终遗诏亦引其共谋；高拱复起时，两人“益相密”，联手推动俺答封贡等边防大计。这些记载既展现其“沉深有城府”的性格特质，也印证其“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的政治魄力。传文特别强调，张居正入阁最晚，却“独引相体，倨见九卿”，且“间出一语辄中肯”，令百官“严惮之，重于他相”，寥寥数笔便勾勒出其以才服众的首辅气象。

  “尊主权、一号令”是对改革功绩的系统记录

  《明史》浓墨重彩描绘张居正的改革举措，将其置于“万历中兴”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评价。传文明确指出，张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这十二字精准概括其改革的核心逻辑。在具体施政中，考成法的推行让“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解决了明朝中后期“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的积弊；整顿漕运使“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改革马政令“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这些务实举措为明王朝注入了财政活力。

  边防治理上，张居正的战略眼光尤为史家称道。他重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两人“皆右之”，终成“边境晏然”的局面。传文特别提及“俺答款塞，久不为害”与“和市成”的成果，可见其对民族关系的积极影响。对于地方治理，张居正“核驿递，省冗官，清庠序”，虽因“持法严”招致怨言，却切实扭转了“承平久，群盗猬起”的乱象——“匿弗举者，虽循吏必黜；得盗即斩决”，终使“盗贼为衰止”。这些记载客观呈现了改革“利在社稷，怨在一时”的典型特征。

  “夺情”风波与“偏恣”之失是对个人缺陷的直言不讳

  《明史》并未因张居正的功绩而回避其性格与行为的争议。传文详细记载“夺情”事件的前因后果：李幼孜“倡夺情议”，张居正“惑之”，冯保“固留”，最终导致吴中行、赵用贤等清流“皆坐廷杖，谪斥有差”。当时“彗星从东南方起，长亘天”，“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悬谤书通衢”，这些细节既反映士大夫对“忠孝”伦理的坚守，也暗示张居正晚年对权力的执念。传文直言其“自夺情后，益偏恣”，黜陟“多由爱憎”，左右“多通贿赂”，甚至“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赀为官”，这些记载虽未直接谴责，却通过事实呈现其“权势熏灼”下的失范。

  对于张居正与冯保的勾结，传文亦不讳言。穆宗临终时，张居正“与保密处分后事，引保为内助”；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甚至在张居正病重时“强居正荐”自己的受业师潘晟。这些记载揭示了明代“内官－外臣”权力共生的畸形生态，也为后文万历清算埋下伏笔。史家的冷静笔触，让读者看到一个既“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又深陷权力网络的矛盾形象。

  从“文忠”到“剖棺戮死”是对历史功过的辩证反思

  传文最深刻的部分，在于记录张居正死后的命运逆转。神宗起初“为辍朝，谕祭九坛”，赠上柱国，谥文忠，礼遇堪比“国公兼师傅”；短短数年之间，却因张诚“密诇”、李植弹劾，酿成“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的惨剧，甚至“诏尽削居正官秩”，谓“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抄家时“饿死者十余辈”，长子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后“自缢死”，这些细节充满悲剧色彩，既是对万历帝“心艳其财”的无声批判，也暗含对改革者难善终的惋惜。值得注意的是，传文在文末引崇祯朝尚书李日宣的奏言“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并记载熹宗、崇祯两朝对张居正的平反——“复故官，予葬祭”“复二荫及诰命”。这种“盖棺而未定论”的叙述方式，打破了传统史传“论赞”的单一评价模式，让历史功过在时间流逝中自然显现。尤其对张居正之孙张同敞“整衣冠就刃，颜色不变”的殉国记载，与张居正的改革精神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暗含“忠臣之后必继其志”的价值取向。

  《明史》的评介，始终在“功”与“过”、“公”与“私”的张力中展开。它既承认张居正“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的治绩，也不回避其“偏恣”“纳贿”的瑕疵；既记录士大夫对其“夺情”的抗议，也肯定其“不敢以天下自逸”的担当。这种复杂叙事恰恰揭示了改革者的永恒困境：要打破积弊，必用雷霆手段，而手段的激烈又难免招致非议；要凝聚权力，必与体制妥协，而妥协的代价又可能玷污初心。从顾璘“国器”之誉，到李日宣“功在社稷”之论，《明史》最终以时间为尺度，确认了张居正的历史地位。这种“日久论定”的评价方式，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理性精神，也为后世思考改革与人性、制度与权力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