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鱼

  大幕落下，灯暗了，锣鼓点却仍在耳膜里敲。我在座位上，像被一根细线牵着，久久回不过神。陈佩斯站在那摇摇欲坠的“戏台”上，油彩半残，水衣湿透，一双眼睛却亮得吓人。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人生原来真是需要这样一点“傻气”——一点不管不顾的坚持，一点近乎笨拙的认真。

  《戏台》讲的是一个乱世里的小戏班子，讲他们如何在炮火、金钱、权力的夹缝里守住那方三尺红氍毹。故事不复杂，却像老酒，一口下去，喉咙辣，胃里暖，回味又苦又甜。陈佩斯演的班主“侯喜亭”，一出场就带着旧时代的灰尘：背微驼，嗓子沙哑，一甩袖却仍是帝王将相的魂魄。他明明被时代抛在身后，却偏要扯着嗓子唱完最后一句西皮二黄。那声音像钝刀子割肉，疼，却不肯停。

  坐在台下，忽然想起父亲。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学生，在长春地质学院学地质勘探，后来到北京地质学院进修岩矿鉴定，在单位是技术大拿，经他手鉴定的岩样，拿到地矿部复查，结论基本全被采纳。他特别爱学习，单位出差开会，别人嫌累不愿意去（那时出差开会，坐绿皮火车，又慢又挤，是真开会，没大餐可吃，没风景可看，没有补助，还要自　己步行5公里去火车站），他去。母亲不理解。他说，与会的都是业内专家，听他们说几句话，都会受益匪浅。他特别认真，徒弟做的鉴定，他都会重新校对一遍，搞得人家不高兴，说不信任他。同事劝他别太真，他只当耳旁风。小时候的我不懂，觉得他傻，多此一举。今晚看见侯喜亭，我才懂：那不是傻，是骨头里的一口气。人可以穷，可以老，但干事要有一点认真劲儿。

  戏里有个细节：日军要封台，班子里的小徒弟吓得直抖，侯喜亭却一巴掌拍在案上——“戏比天大！”四个字，震得房梁掉灰。观众哄笑，我却想哭。笑的是他的迂，哭的是他的真。如今我们太聪明了，凡事权衡利弊，计算得失，连谈恋爱都要先问“有没有结果”。可若凡事都讲结果，谁来守住那些“无用”的东西？　谁来为一句“戏比天大”押上一生？

  陈佩斯的喜剧底子在这儿成了双刃剑。他抖包袱，台下笑得前仰后合；下一秒，包袱抖落处却露出森森白骨。比如侯喜亭给日本军官唱《霸王别姬》，唱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忽然一个踉跄——那不是设计的滑稽，而是人到了极限的狼狈。笑声卡在喉咙里，化成酸涩。原来认真的人最可怜，也最可敬；他们连狼狈都不肯敷衍。

  戏台是木头的，却像一艘船，载着一群“过时”的人逆流而上。道具是假的，胡子是假的，连眼泪都可能是甘油，可那份“假”里偏偏藏着最大的真。而现在的人们：写方案时抄网络金句，谈恋爱时说言不由衷的甜蜜话，连悲伤都要配个表情包。我们活在“像”的时代，却丢了“是”的勇气。侯喜亭的胡子是假的，他的绝望却是真的；我们的朋友圈精致得像艺术展，可心里空得能听见回声。

  听见后排两个年轻人议论：“这老头太轴，换我早就跑路。”轴吗？　或许吧。可若没有这些“轴人”，昆曲早没了，京剧早亡了，连“认真”二字都要进博物馆。他们像守墓人，守着一堆看似无用的旧魂灵。墓里埋的不是死人，是活人不敢碰的干净。

  尾声，戏班子散了。侯喜亭独自扫台，一扫帚，一簸箕，动作慢得像在拆解自己。最后他把“守旧”（戏台后方的绣幕）卷起来，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夭折的婴儿。灯光灭前，他忽然对着空荡荡的观众席鞠了一躬——腰弯得很深，几乎折断。那一躬不是谢幕，是认输，是道歉，也是倔强的告别：对不起，我守不住你了，但我没偷懒。

  走出剧场，夜色如水。风一吹，脸上冰凉，才发现泪一直流。原来感动不是大哭，是喉咙里堵着一块东西，咽不下，吐不出。那东西叫“惭愧”。我们总嘲笑老一辈“活得累”，可他们至少知道为何而累；我们轻轻松松，却像浮萍，风一吹就散。我忽然想起戏里的台词：“台拆了，砖还能盖猪圈；人散了，魂儿还能去哪儿？”

  人生啊，确实需要一点坚持和认真。不是为了成功——坚持往往换不来成功；也不是为了感动谁——认真的人常遭嘲笑。它只是黑夜里的那盏气死风灯，火苗小得可怜，却能让走路的人看清自己的脚。灯灭不灭的，灯不在乎；在乎的是，你曾用它照见过自己。

  陈佩斯在一次采访中说：“喜剧是笑完了想哭，悲剧是哭完了想笑。”《戏台》两样都占了。回家路上，听远处传来洒水车的音乐——《友谊地久天长》。多滑稽，多贴切。旧友会走，旧戏会散，可只要有人记得那句“戏比天大”，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一桩“无用”的事鞠躬到地，天就塌不了。

  戏台会塌，认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