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朝贵

  老屋青砖燕瓦、坐东朝西，与三叔家同样低矮的三间瓦房前后而立地杵在村子的中央。每天，几遍鸡叫后，太阳从东边照射出来的第一缕阳光，会第一时间洒落在我家那两个用几根细细的木棍支起的陈旧的窗户上，沿着窗户格子几道细密而规整的缝隙，渗进两个阴暗低矮的房间。

  此刻，母亲第一个起床，随着母亲“起来、起床了！”，几个哥哥先后穿衣起床。母亲与哥哥们简单洗漱后便背着锄头或是拿着铁锹扁担，在队长“出工啦、出工啦”的叫喊声中上工去了。而后年幼的我也会极不情愿地半睁着惺忪的睡眼跟着瞎子爷爷一起起床，按照母亲的要求做好当天上学应交的作业和打扫家里的清洁、淘洗好母亲收工后回家做饭的米、菜。

  那时我还小，母亲说此时的老屋是刚解放时与伯父和幺叔分家时，用祖父母一身勤扒苦做积攒下来的财富，买下本族兄弟的一栋很大的几间几拖几厢房大祖屋的材料所建造的。爷爷后来也说过，我家的祖屋在当时，规模虽算不上最大，但也是盈尺的房梁、杉木的阁楼、鼓皮、雕花阁门，石门槛、石门凳、青石板铺设的院子和台阶，左右对称的厢房、厨房，祖屋的规模在当地也算是屈指可数。

  爷爷奶奶留下的祖屋虽然很大，但分家时正值土改时期，当时的区公所以修中学为名，拉去了大部分的砖瓦和木料，剩下的一些又由父亲兄弟三人平分，所以每家分得的砖瓦、木料就更少了，因此每家都不可能建造太大的房子。

  盖好的老房子虽说不高不大，却也是堂屋带两房、鼓皮加隔楼。左边的房间住着父亲母亲，后面隔出一间厨房，右边的房间前边住着我们兄弟几人，后面则隔出一间小小的耳房，放置一张小小的木床，平常由兄弟几人轮流居住，待爷爷来我们家生活时，再当做祖父的房间。父亲有兄弟三人，爷爷的晚年生活也由父亲三兄弟轮流照顾，这便是我出生时的第一个老屋。

  七十多岁的祖父每三个月来我们家生活一段时间，而祖母在我还未出生时就已过世。我知道祖父轮流在三家居住是父亲与伯伯幺叔们商量好的。此时爷爷除了双眼失明外，身体还算硬朗。记忆里，爷爷面目和善，长年穿着个蓝色的粗布长衫，每天杵着根细细的竹竿，在家中或门前敲敲打打地摸索着做一些扫扫地面的灰尘、摆摆凌乱的桌椅，还有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爷爷对我这个最小的孙子也是最疼爱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时因兄弟较多，而父亲又长年在外工作，一年到头也不能回家几次；母亲又因生我时就身体多病，平常除了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还要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照顾年幼的我，所以，照顾我的重任便全部落到了大我十岁的二哥和六十多岁的瞎子爷爷的身上。是二哥和爷爷一把屎一把尿的，用米糊将我喂养长大。

  天有不测风云，我出生刚满月时，因邻居家里失火、火势太大，风一吹将火苗吹向了我家，正在门前摇篮睡着的我被从隔壁吹来的火星不幸烧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管是县城的大医院还是乡村的小诊所，都没有治疗烧伤的特效药物的情况下，看着被烧伤疼痛得日夜哭闹的我，爷爷杵着竹竿，摸索着到十里八村为我讨要治疗烧伤的偏方——江豚油（用江豚肉炼成的一种油质的东西，当地叫江猪油，一种治疗烧伤的土方），经过爷爷多次寻找，终于在一较远处村子的一户人家讨要到了这一治疗烧伤的江猪油，经过爷爷一段时间反复地给我涂抹烧伤的地方，我身上的伤口才慢慢好了起来。

  记忆里，爷爷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有时因眼睛看不见东西，有些事情没有做好，或是有些事他想做又不能做时，爷爷会用手猛打自己头部，嘴里则不停地骂道“这瞎子怎么不死、怎么不死？　活着害人！”每当看到爷爷对自己又打又骂时，我和三叔家的堂姐会很快地跑到他的面前，喊着“爷爷、爷爷，快不生气了。”此刻爷爷便弯下腰来，伸手将我们环绕抱住，并说爷爷不生气了，此刻我看见爷爷那双没有光亮的眼中会溢出几滴闪光的泪水，嘴里则反复地叨叨，“我是生自己的气、我是生自己的气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尽管物资匮乏、粮食紧缺，在爷爷、母亲、哥哥们的庇护下，我的童年时光却是温暖的、无忧无虑的。极端困难的日子里，爷爷、母亲、哥哥们吃糠咽菜，但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为我开小灶，用仅有的一点粮食，每天熬粥或者制成米糊喂养我，竭尽所能让我能吃饱穿暖。

  在第一个老屋中度过的那段童年时光，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却给我留下了最难忘的记忆。现在只要想起，心中就会涌起一股股暖流漫过全身，让我倍感温暖。

  记不清是一九七一年的一个秋天或是初冬，平时身体看起来还算硬朗的爷爷，突然在某天起床后说是身体不太舒服，想喝点肉汤。母亲听罢，以为是因家里长年累月看不到腥荤，加之祖父年老体弱，确实也该增加点营养了，于是向隔壁的叔叔伯伯借了几两肉票，早上赶到离家七八里路的公社食品收购站买来几两瘦肉，在当天收工后的晚上，为爷爷煮出了一碗香喷喷的肉汤。那晚当我把肉汤端到爷爷床前时，他特别高兴，当着我们的面将肉汤大口大口连吃带喝地吃了下去，然后非常满足地在床上侧身躺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到耳房的床前去喊爷爷时，爷爷却再也没有回答我们，爷爷去世了。随即，母亲把爷爷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三叔和搬去另一墩台的大伯，大伯和三叔来家里后，火速请人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被下放本县某农场劳动的父亲。

  父亲回来后，与伯伯、幺叔们一起商量爷爷的丧事，几个人将爷爷从小耳房抬出摆放在老屋堂屋的中间，三天后按习俗为爷爷热热闹闹地举办了葬礼。村里的叔叔伯伯抬着爷爷的棺木，从那间低矮的老屋中出来，我哭着坐在爷爷的棺木之上，把最疼爱我的瞎子爷爷送到了村子的南边那块刚收完花生的墓地。

  爷爷离开不久，哥哥们渐渐长大成人，也相继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原来那栋用祖屋改成的潮湿窄小的砖瓦屋实在是太过拥挤了，导致好多说亲的媒人看见这低矮的老屋就直皱眉头。父母亲无法，为了哥哥们的婚姻大事只得考虑重新修房屋的事情。

  重建一座大一点的房子，也是全家人多年的心愿，有时母亲连做梦也在念叨房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家乡，要建造一所新的房屋是多么不易。建房用的建筑材料除了能从原来的老屋上拆下来一些，砖瓦要靠队里每年冬季烧窑后给每家每户定量分配一点，因此那时农户建造一座新的房屋都需要经过数年的材料准备。砖瓦等建屋材料比较容易解决，往往经过队里几年分配给每家的数量加在一起也能基本凑齐，就是再差点儿也能向自家的亲戚或乡邻相互借点，以后再将队里每年分给的砖瓦还给他们。但柱头、檩条、石灰等建房材料就不容易筹集到了。江汉平原的家乡，连山都不曾见，哪里能产出砌墙用的石灰。虽然生长的树木也非常高大粗壮，但那都是些只能做点农具门框的杨树、柳树。那些树树干不直，树结太多且木质疏松，不适合做建房用的柱子、檩条。建房只能用砍伐后存放多年的粗壮且干燥的杉树，这样的木料放在屋上才不会产生潮气或被虫蛀。但杉树这样的木料往往只有在丘陵及山区才能生长得粗壮高大。因此在准备建房用的砖瓦、石灰时，父母只得到处托人打听购买杉树和石灰等材料。好在经过多方求助，不久后终于听说湖南的某地，有现存的木料和石灰出售，父亲立即从远在几十公里外工作的单位请假回家，前往长江对岸的湖南某地购买。

  四五天后，父亲终于带回了从湖南购买来的几根又粗又长的杉树和几十袋石灰材料。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建造新房的砖瓦木枓总算筹集得差不多了，只待一个农时稍闲和雨水较少的时间，就可以开工建造我们的新房子了。

  新屋是将老房子拆了，在原来老屋的地基上重建的，一样是和三叔的房屋前后而居，房屋的朝向一样也是坐西朝东。大约是农历的八九月份的一天，一大清早，父亲、母亲请来了本族本房的亲戚和队里好多的叔叔伯伯，他们在父亲连声的“辛苦啦、抽根烟”和母亲倒茶送水的忙碌中开始在老屋的屋脊上揭瓦，在山墙上拆砖，有的站在地下接瓦递砖。其余的人则拿着铁锹撮箕从我家门前的菜地挑来一担担湿湿的泥土，将原来过于窄小的台基逐渐加宽加高，让新填出的台基和原来的老台基完全高低一样，接着开始新屋的下脚与建造。

  经过亲戚和队里的叔叔伯伯们几天忙碌，我家那栋高高大大的三间砖瓦结构的新房终于建起来了，同时在紧靠新房南边的山墙上又搭建了一个前面做饭后面可供人居住的厨房。

  新房刚一建成，就吸引了全村及路过行人的目光、驻足观看，因为那是父亲从他工作的县城带回的城郊农户房屋排队所建的房子样式。尽管房子还是原来的青砖燕瓦，但新房屋脊高耸，墙面也非常平整，特别是两边房间的两个三页窗门的绿框大玻璃窗户，把每个房间都照得透亮。而室内也一改老房用的柱子、鼓皮支撑屋顶结构，而是以两个大三角木架作为屋脊和檩子的支撑，然后将三角木架放在面墙和座墙之上，再用几根粗点的横檩把三角木架和两堵山墙连接，增加抵抗风雨的能力，最后在三角木架的下面用砖墙砌出房间与堂屋。这样的房屋结构在当时的村里开创了新房建造的先例。因此，老屋刚建好的几天，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乡邻及小伙伴到家里围观。他们有的啧啧称奇，更多的是对那两个高大明亮的大玻璃窗羡慕不已。

  刚建好的老屋，需要清理与收拾的地方很多。父亲因建房已超假多日，只得立即返回县城的单位上班。收拾、清理房子的重任就落到了母亲、哥哥们和我的身上。母亲、哥哥们利用每天收工吃饭或晚上休息的一点时间，用撮箕从门前菜园新挖的土坑挑来一担担泥土，然后一遍遍、一层层将新加的台基加高加平和房间的地面铺平，再用木板和板凳反复地在地面夯实，使地面看起来非常结实平整。经过多日地努力，我家的新房总算是大功告成，全家终于告别了拥挤的日子，哥哥们都拥有了各自独立的房间。

  新房总算顺利落成了，正当全家高兴之时，可能是对于新房子结构安全不了解的原因，村里不知是哪位看房的叔叔或伯伯随口说了一句，这房子修得好是好，也很好看，就是少用了这么多的檩子与柱头，不知道抗风性能怎么样，安不安全？

  母亲一听这话，心里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整天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每当刮风或下雨的时候，就更加心事重重了。特别是到了夜晚，听见外面的风声雨声，母亲更加坐立不安，不论我与哥哥们怎么劝说，她总是在床上辗转反侧，嘴里不停地念叨，这鬼天气，快别起风啦，别下雨了！　多少个雨雪天气的夜晚，可能担心我与哥哥们的安全，我看见母亲起床又躺下，躺下又起床，默默地站在窗前双手合十，祈祷老天爷，千万不要吹塌我们的房子。直到这年冬天，安全度过了风雪雨天，我们的房子依然安全地屹立在老墩台上，母亲才终于放下心来，脸上又露出灿烂的笑容。那年腊月，母亲从集市上买来一大捆本地栽种得最多的枫柳树苗，趁着春节不用出工的几天时间，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在老屋门前栽上了一排排整齐的枫柳树苗。

  枫柳树生长是非常快，没两年工夫，就像是发疯似的，树干不断变粗、树冠迅速扩大，门前枫柳树很快和新建的老屋一般高了，浓浓的树荫把整个老屋掩映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之中。

  有人说绿色代表着生机与活力，也有人说绿色代表希望与兴旺。就在门前的枫柳树继续长大长高的时候，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几年间哥哥们先后结婚成家，迎进了大嫂、二嫂、三嫂，随后的日子，侄儿侄女也很快在老屋降生，老屋迎来了他最热闹兴盛却又十分拥挤的时期。

  俗话说树大分杈，人大分家。为了缓解几家人挤住一起生活实在不便的状况，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先是大哥大嫂带着侄儿侄女从老屋中搬去了邻村嫂子的娘家安家落户。接着二哥二嫂又在本村离老屋不远的南边建起了属于他们的新居。而母亲、我和三哥一家也于一九七九年先后随父亲进城工作和定居，那间刚建好了几年，伴随我从童年走过少年的老屋，很快从拥挤和热闹中平静了下来，从此默默地守候在绿树掩映的老墩台之上。开始几年，父亲、母亲也会在每年的年关或是亲戚们请客之时，将老屋简单地收拾一下带着我住上几天，而哥哥们会不约而同地一起来到老屋陪陪父母。隔壁的邻里乡亲知道后也会来家里坐坐、看看，同父亲母亲拉拉家常。此时，空寂了多时的老屋，一下子被忽然而来的说笑声塞满。也许是沉默得太久了，老屋一时间竟兴奋得吱吱作响，老屋也迎来了它最后几次的高光时刻。后来，随着父母渐渐老去，我与父亲母亲回来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了。直到父母相继离世，老屋再也没有过它曾经的热闹与辉煌。

  如今，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曾经高阔宽敞的老屋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百年不遇的长江特大洪水中化为了泡影。墩台上曾经青砖黛瓦的三间小屋，早已被堂哥与二哥建成并排两栋高高的二间二层的小洋楼房所取代；门前母亲与我曾亲手栽下的一棵棵高大的枫柳树已被二哥、堂哥用作了新建房屋的材料。但老屋那曾经辉煌的样子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想起老屋，心情总无比激动与温暖，从前的往事，就像旧时的电影胶片一样快速地在脑海中回放。老屋里有我快乐的童年，承载了我太多的欢乐与梦想，那里留下了我与哥哥们的兄弟情谊和父母亲一生的艰辛与沧桑。老屋不仅是我生命的起点，它更是我心灵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