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枫

  王国维，这位中国近现代学界的“集大成者”，秉持“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的治学精神，于文学、美学、史学等诸多领域留下了广博遗产。其著作《人间词话》，因巧妙融合西洋美学与传统词评，至今仍散发着经典的魅力。这部诞生于1908至1909年间的作品，字里行间深藏着深刻的辩证思维，从词人禀赋到创作规律，再到人生与时代的抉择，处处闪耀着“对立统一”的智慧光芒。

  在探讨词人身份与才华的关系时，王国维的见解率先打破了“非此即彼”的固有认知。他直言，“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以南唐后主李煜为例，若以君主的标准衡量，其深宫教养使其欠缺治国理政的能力；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视角审视，这份未经世俗雕琢的“赤子之心”，恰恰成为词中真挚情感的源头。

  王国维将诗人划分为“客观”与“主观”两类：“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如《水浒传》《红楼梦》的作者，需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来创作；“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像李煜，仅凭纯粹的内心便能倾诉无尽愁绪。这两种创作路径看似对立，实则相辅相成。

  王国维对文学表达的论断也充满辩证。“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点明了情感体验中的矛盾。喜悦往往流于表面，而愁苦却能直击人心深处。“散文易学而难工，韵文难学而易工”，则揭示了文体学习中的悖论。散文看似入门容易，却难以达到精妙之境；韵文虽需掌握格律功底，却相对容易呈现工整之态。元曲家白仁甫的创作便是例证：其《秋夜梧桐雨》沉雄悲壮，堪称元曲中的典范，而《天籁词》却略显粗浅，这恰好说明了“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才华在不同领域会呈现出“长短相生”的辩证态势。

  王国维对“诗人与外物”“诗人与宇宙人生”的解读可能更为深刻。他提出：“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草共忧乐。”这里的“轻视”是指不被外物束缚的创作自由，“重视”则是与外物共情的细腻感知，二者不可或缺。而“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内”意味着沉浸于生活以获取生机活力，“出外”则是跳脱出来以获得高远的境界，唯有兼顾二者，才能创作出有深度的作品。

  这种辩证思维，同样映射在王国维自身的人生轨迹与时代选择之中。他曾是“海宁四才子”之一，却在科试中失意；后来转而钻研新学，最终成为清华研究院“五星聚奎”之一的导师，人生境遇在“失意”与“成就”之间起伏。1927年，面对时局动荡，50岁的他选择自沉湖水，以“文化殉道者”的姿态坚守心中的“道统”；同年，34岁的毛泽东在《菩萨蛮　・　黄鹤楼》中写下“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以革命者的昂扬斗志直面困境。二者看似对立，却共同反映出时代剧变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构成了“传统坚守”与“变革突破”的辩证对照。

  研读《人间词话》中的辩证法，不仅有助于理解文学创作的规律，更能从中领悟人生与时代的智慧：矛盾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共生共荣。这份跨越时空的智慧，至今仍能为我们认识事物、选择人生道路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