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沅泊

  作为抗战历史的重要文本，红色书信远非被动记录历史的载体，而是一种主动的叙述实践和信仰建构工具。其承载了抗战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民族记忆，并在历史叙述、生命叙述与文化叙述中铸忆为信，再现了抗战英烈的信仰宣言，彰显了我国英雄儿女坚定的正义信念、热切的和平期盼与强大的力量，传递着信仰、信念、信守、自信、信心等精神特质与文化内核。

  作为抗战文本的红色书信，可以从记忆、叙述与信仰三个方面来考察。

  红色书信作为抗战文本的考察之一在于其对抗战记忆的构建。红色书信作为个体生活的“纸质纪录片”，在以往的峥嵘岁月，其私人化和隐秘化的叙述方式以充满人文气息的第一视角切入写信者的情感世界与精神家园，影射社会集体的生活状态，彰显个人生命史与国家苦难辉煌史的紧密联系，构建了个人、集体与民族的不同记忆场域。红色书信记录了抗战先进人士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与情感体悟，这种书信的私人视角，让抗战记忆从“战场、战略、战士”的宏观叙事走向个人叙事。当个体记忆的碎片以抗战为核心主题聚合时，便会形成集体记忆的共识，最终沉淀为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成为整个民族认同延续的情感联结。另外，红色书信通过文字情景构建了抗战的“记忆现场”，通过亲切叙事唤起读者的“记忆在场”，通过笔者与读者的跨时空对话形成了特殊的“记忆磁场”，加深了读者对抗战历史的记忆与理解，有助于抗战记忆的聚合、传递与活化。

  红色书信作为抗战文本的考察之二在于其独特的抗战叙述视角。红色书信作为抗战历史的微观档案，并非对历史的全景复刻，而是对历史细节的描刻，借以微观历史切片进行抗战文化的历史叙述，从不同的人物视角记录了抗战的日常生活、还原了抗战历史决策的“民间回响”，留存了对抗战事件的“即时见证”。红色书信中反映的地方抗战精神、抗战人物品质、抗战物质生活史、抗战语言变革线索、抗战主义与路线的思想交锋等信息能对正史叙事起到“缝隙填充”的效果，丰富了抗战历史的肌理，还原了抗战细节，是对抗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解构主义的有力武器。

  红色书信让抗战回归具体的个人，聚焦于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情感、选择与价值追寻，以生命叙述的方式完成了革命先烈生命与信仰的联结。在信中，写信者既以滚烫的笔触，记录个人追求理想、捍卫真理、艰苦奋斗、无畏牺牲的抉择与坚守，又以质朴的文字讲述平淡生活的点滴，传递生命价值、生命精神、生命伦理与生命智慧，塑造受众的认知观念。同时，又构建起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开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利用叙事留白进行情境转移，唤醒集体认同与共情，制造私人叙事与时代使命的代际应答，引起当代人对自身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的思考，推动当代人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实践奋斗之中，以生命守护生命，用信念点燃信念。

  红色书信作为抗战文本的核心逻辑在于其深刻的文化叙述逻辑。红色书信具有资源性、政治性与文化性三重属性。书信中天然地包含着记忆传递与身份认同的思想抗体、意识形态抗体，关系到我国的文化安全与文化自信建设。红色书信的传播常以柔性教育的方式从情感认同着手，筑牢受众的道路认同、制度认同、理论认同、文化认同，增强受众的政治归属、思想归属与文化归属，以“书信对话”“情感对话”“心灵对话”“时空对话”取代“理论灌输”与“填鸭式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推进意识形态教育达到盐融于水的效果。通过这种文化叙述方式，能对抗历史虚无主义对抗战文化的消解，弥补当代人对历史的情感疏离，滋养抗战文化生生不息。

  红色书信作为抗战文本的考察之三在于其对信仰的具象呈现。红色书信作为“会说话”的红色资源，通过私人叙事，传递着信仰暗号与精神遗嘱，使信仰教育有细节、有温度、有力量。一方面，信仰不仅体现在“牺牲”的英雄瞬间，更体现在革命者的日常行动中，红色书信记录着革命先辈的点滴生活，让信仰从高高在上的抽象理念变为人人都能做到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不少书信中记录着抗战英烈家国情感冲突中的价值抉择，让抽象的信仰有了温度。此外，不少红色书信都是先烈生命最后的文字，使人直观感受到信仰对生命的支撑，最终取得的抗战胜利是信仰力量的最好佐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红色书信，宛如记录抗战英烈生命轨迹的纸质纪录片。岁月悠悠，英雄已然远去，而他们遗留下来的书信，则成为我们与之对话的珍贵载体。在信中，我们有幸能参与他们生命的一程，通过寻信、拆信、读信、解信、传信、回信等过程对话英烈，走近历史。在新的时代，世界激流勇进，更要积极挖掘红色书信等珍贵红色文献的红色基因，积极探究红色书信中的历史叙述、生命叙述与文化叙述特色，发挥好红色文献对民族记忆认同、情感联结与信仰筑牢的作用。

  （作者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长江大学“信·荆楚”团队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