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锦

  王安忆又回到了她的上海弄堂。但这次归来，不再是《长恨歌》里“旧时光是压在箱底的一匹织锦缎”，而是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弄堂儿女们漂泊异乡的漂流记。《五湖四海》里的上海，不再是稳固的坐标原点，而更像一个被撬动的支点——从这里出发，时代的潮流裹挟着一批年轻人奔向未知的“五湖四海”。作者用她绵密如针脚的笔触，将这群弄堂儿女的身影，写进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烟水苍茫。

  这些弄堂里走出的男女，像无数只卸下锚链的集装箱。当国门初开，第一批人揣着薄薄的通行证挤上南下的绿皮车，命运的轨迹从此被扯成数段：有人沉浮在南海边的贸易风浪里掘金，有人在北方的重工业烟囱下寻路，更有人兜兜转转漂回黄浦江畔，发觉早已物是人非。王安忆不写传奇，写的却是传奇底下的真实。发家者的第一桶金往往沾着灰尘和汗水，淘金梦的破灭常常比成功来得更早——书里没有点石成金的“锦鲤”，只有咬着牙在浪潮中扑腾的小人物。

  书中对弄堂日常的描摹仿佛加了新滤镜。不再是王琦瑶式的精致风月场，而是鲜活的小市民生活图谱。晾衣杆戳着邻居窗台的争执，煤球炉前主妇精打细算的眉眼，甚至男女深夜在公共厨房煮泡面的热气和声响，都被王安忆编织成一幅烟火气十足的时代浮世绘。她剥开宏大叙事的外壳，把弄堂置入全球贸易的语境：老阿姨守着亭子间的小本生意，却和儿子在深圳港的货品往来相互依存；下岗工人靠在码头装卸集装箱养活一家老小——全球化这头巨兽的体温，悄然渗入了一街一巷的毛细血管。

  作者的这次写婚姻爱情，更像描绘一种特殊合伙人制度。下海闯荡的弄堂恋人结成“合股公司”，爱情是启动资金，利益捆绑是风险对冲。阿芳和阿强初抵深圳时挤在集装箱仓库里的相濡以沫令人动容，却在公司上市后沦为计算股份分割的商业博弈。那些青梅竹马的初心，最终在五湖四海的风浪里磨蚀成了经济共同体的契约。当人物在分居协议书末尾签字，爱情和“原始股”一同褪色，我们读到的何止是婚姻变故？　这分明是一部用儿女情长写就的民间经济演化史。

  最动人处是那抹弥漫全书的水汽。上海弄堂的晨雾、黄浦江的晚霭、广东工地梅雨季的湿润、北国钢铁厂飘散的水蒸气……这些无处不在的水分子构成了漂泊者命运的精神底色。水是联结也是隔绝，暗示着流动性也强化着乡愁。当异乡游子站在码头望着万吨轮劈开波浪，恍然惊觉自己早已成为时代洪流中的一滴水。水汽笼罩中的每个人物都像从胶片里显影出的旧照片，有种潮湿而真切的模糊感。正如书中主角站在香港太平山顶俯瞰维港夜景，万千灯火恍若星群时突然意识到：“这一片璀璨里原来没有一盏灯为我照明”。

  关上书页，弄堂的烟火气似乎还在鼻腔盘桓，海港的风声犹在耳畔回响。那些挤在小阁楼分食一碗馄饨的夜，在仓库里逐箱核对货单的午后，站在陌生城市天桥上的彷徨，都是普通中国人三十年命运的微缩模型。作者的妙笔之下，弄堂烟火与码头风云融为一体，时代潮水冲刷着每个人的命运河床，又在那些缝隙里开出倔强的花。

  读《五湖四海》如同打开一个被海水浸泡的老皮箱，翻出一沓字迹洇染的家书——它记录的不是传奇，而是一代人如何用青春在潮水里刻下划痕的笨拙勇敢。当你路过旧街巷，忽然听到某个窗口传来似曾相识的“弄堂腔”，或许里面正藏着一个时代的余音，一段终未被浪涛冲散的历史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