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中  

  优孟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宫廷艺人，以优伶为业，名孟，故得名优孟。他自幼善辩，擅长表演，常以谈笑方式讽谏时事，深受楚庄王赏识。其“优孟哭马”和“优孟衣冠”的故事广为人知，被司马迁记载于《史记　・　滑稽列传》中，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优孟被誉为中国戏剧鼻祖，其表演艺术与讽谏智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优孟哭马”的故事背景是：楚庄王有一匹心爱的马，因肥胖患病而死。庄王悲痛万分，下令大臣为死马治丧，准备用棺椁装殓，按大夫的葬礼规格安葬。优孟听闻此事后，走进宫殿大门，仰天大哭。楚庄王十分吃惊，问他为何哭得如此伤心。优孟哭着回答说，宝马是大王的心爱之物，理应厚葬，而只用大夫规格安葬实在太薄待它了，建议用君王的规格来安葬。楚庄王听后，当即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最终决定用六畜之礼处理马的后事，即把马交给主管膳食的太官处置。

  “优孟衣冠”的故事则讲述：楚国令尹孙叔敖深知优孟是贤人，对他十分看重。孙叔敖病重临终前，嘱咐儿子若日后生活贫困，可去拜见优孟。几年后，孙叔敖的儿子果然穷困潦倒，靠给人背柴为生。他遇到优孟后倾诉了困境，优孟回家后便让人缝制了与孙叔敖相似的衣帽，穿戴在身，模仿孙叔敖的言谈举止。一年多后，优孟的模仿已惟妙惟肖，连楚王及身边大臣都难以分辨。楚庄王举行酒宴时，优孟穿戴孙叔敖的衣冠上前敬酒祝寿。庄王见状大惊，以为孙叔敖复活，当即要任命他为令尹。优孟借此机会讽喻君王应善待功臣遗孤，最终促成楚王对孙叔敖之子加以封赏。

  作为中国戏剧鼻祖，优孟为何诞生于楚国？　笔者认为，这是文化包容、政治需求、实用导向与历史记载共同作用的结果。楚国独特的社会土壤，不仅孕育了屈原这样的诗人，也催生了优孟这样以表演与智慧影响政治的伶人，而后者的存在，恰恰为中国早期戏剧艺术的萌芽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范例。

  其一，楚国具有多元包容的文化土壤。楚国地处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相比，其文化发展路径具有显著的“非正统性”与包容性，为优伶艺术的生长提供了宽松环境。中原诸国受周公礼乐制度影响深远，强调“礼分尊卑”“乐和天地”，艺术形式多服务于祭祀、朝会等严肃场合，对“滑稽戏谑”的表演多持轻视态度。而楚国虽受中原文化影响，却始终保持自身的文化独立性，对非正统艺术形式更为包容。楚国是先秦巫鬼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楚辞·九歌》中描绘的巫祭仪式充满歌舞、角色扮演与叙事性表演。这种“以舞事神”“以戏娱神”的传统，孕育了早期的表演艺术形态。优孟作为宫廷艺人，其“模仿、戏谑、角色扮演”的技能，正是对巫祭表演传统的世俗化继承。楚国文化以瑰丽奇绝、情感奔放著称，这种特质更鼓励艺术形式的创新与个性化表达，为优孟以“滑稽表演”承载政治谏言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

  其二，楚国具有君权强化下的谏言需求。春秋时期的楚国君主集权程度较高，传统的大臣直谏风险极高，而优伶的“讽谏”成为填补政治沟通缺口的特殊方式。楚庄王虽为雄主，却也有任性、冲动的一面，如“葬马”事件中便显露出固执。面对君主的权威，大臣的正面劝谏常遭抵触甚至惩罚。而优孟作为“以娱侍君”的伶人，身份卑微却能亲近君主，其“戏谑不庄”的表演既能避开君主的戒备心，又能以轻松方式点破问题本质。在楚国宫廷中，“优”虽属底层艺人，却因承担“娱乐君主”的职能而获得特殊的亲近权。楚国君主对这类“弄臣”的容忍度更高，允许其以“非严肃”的方式表达意见。这种政治生态为优孟“以讽为谏”提供了生存空间，而中原诸国对“优”的定位更偏向“纯娱乐”，较少赋予其谏言功能。

  其三，楚国具有人才流动的实用导向。楚国在春秋时期国力强盛，且长期与中原、蛮夷地区交流，形成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实用主义传统，为优孟这类“非主流”人才提供了机会。中原诸国看重“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艺人地位极低且难以参与政治事务。而楚国虽也有等级制度，却更注重实际效用，只要能满足君主需求，即便是优伶也能获得施展空间。优孟正是凭借“讽谏有效”的实用价值，从普通伶人成为被历史记载的重要人物。楚国文化不排斥“机变智巧”，反而欣赏以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优孟“哭马谏葬”“模仿孙叔敖”等行为，本质上是用“智巧”替代“强硬”，这种方式与楚国文化中“灵活变通”的特质相契合，更容易被君主与社会接受。

  其四，历史记载的偶然性与典型性。优孟之所以被后世铭记并与“戏剧鼻祖”关联，还得益于《史记　・　滑稽列传》的系统记载。司马迁将其与淳于髡、东方朔等并列，强调“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价值。这一记载选择本身，也暗含了对楚国优伶文化独特性的认可。在先秦时期，各国宫廷中未必没有类似优孟的伶人，但楚国的文化环境使其事迹更具戏剧性与典型性，最终通过史书流传，成为后世追溯戏剧起源时的重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