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为地库，藏历算律法鲜活社会；字作天书，载承楚启汉隐秘源流。提起“荆州简”，人们大多想到的，是战国时期神秘瑰丽的楚简。的确，荆州作为楚国最鼎盛时期的都城所在地，出土了大量战国楚简，以其独特的“楚系文字”，承载着先秦时期的思想与信仰。然而，“荆州简”的范畴，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楚”字。

  多年来，以荆州为中心的楚地，还陆续出土了众多非常重要的秦简与汉简，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历史文字序列，成为跨越战国、秦、汉三代的文字宝库。其中，1983年出土于荆州张家山汉墓的“张家山汉简”，以其丰富的内容与颠覆性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西汉早期社会鲜为人知的一面，堪称一次改写中国历史的大发现。

  张家山墓地，位于荆州古城西约1.5公里处的江陵砖瓦厂内。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先后对张家山西汉墓地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从五座汉墓里清理出竹简2366支。这些汉简，置于竹笥之中，由于受到淤泥的挤压，部分竹简已有损坏，卷束也已散开。考古专家根据竹简的堆积状况分析，这些竹简是各自成卷，堆放在一起的。简长30-33厘米，宽0.6-0.7厘米，各简之间，用三道线相连，各简文字多少不一，少者几个字，多者40多字，竹简共计1236枚，约40000字。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日书》《庄子·盗跖》和《遣策》等。荆州张家山墓地，宛如一座被尘封了2000年的汉代“百科全书”。其中多项发现，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比如：

  ——失传的古老智慧：最早的数学专著《算数书》。张家山汉简中的《算数书》，由约190支竹简、7000多字构成，是当时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数学专著。其成书年代，比著名的《九章算术》还要早100年。这部失传已久的数学著作，实际上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共有69个章题，大多数算题由题文、答案、术构成。算题包括分数的性质和四则运算、比例问题、盈不足术及面积体积计算等，有的算题早于西汉，是战国晚期或更早时形成，并有一些不见于《九章算术》的数学史资源。《算数书》比较系统地展现了西汉初年的数学成就，将中国数学史的具体实证大大提前。

  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先生曾将《算数书》中的数学思想与埃及、巴比伦、印度的古代数学思想进行过比较，并列出《算数书》优胜的方面。

  《算数书》与埃及《莱因得纸草》相比：在数学思想方面，除反比例、单假设解题法相同，其他都是《算数书》见长；在计量、记数方面，《算数书》胜；在算法量多质精上，《算数书》胜。

  《算数书》与巴比伦数学泥版文书相比：在长方台、楔形体的体积公式上，《算数书》完胜；在计量、记数上，《算数书》胜。

  《算数书》与印度翥那教建筑《法典》相比：在计量上，《算数书》胜；在算题算法上，《算数书》胜。

  ——律令中的鲜活社会：前所未有的制度细节。《二年律令》是张家山墓地出土的全部律令的总称，共有竹简526枚，是张家山汉简的核心部分。简文包含27种律和一种令，几乎囊括了汉律的主体内容，为研究汉初社会提供了第一手法律文献。尤其珍贵的是，其中记载了许多传世史籍中从未出现过的制度细节。比如：

  “代户、买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户律》中关于土地制度的记载，特别是关于“授田”“授宅”的规定及立户和登记的制度，以及“盈一日，罚金各二两”等具体规定，都是过去汉代史料中未曾见过的具体法律条文；

  “大男，冬稟布袍表里七丈、络絮四斤，袴二丈、絮二斤……”《金布律》中关于“户赋”的详细规定，以及“质钱”、银租、铁租、金租等矿产税目，揭示了早期汉代赋税制度的复杂性与经济生活的真实面貌；

  “长安、频阳、临晋、成都……”《秩律》里则非常清晰地列出了汉初完整的行政地理区划，如同一张穿越而来的西汉区划图。其中，有些地名在《汉书·地理志》中已不见了踪影。

  这些律文，不仅让我们得以系统地认识汉初法律，更能与出土的秦律进行比较，非常清晰地勾勒出由秦入汉法律制度的演变轨迹。正如历史学家李学勤所言，“张家山汉律竹简的发现，不仅使我们能够系统地认识汉初法律，而且得以同秦律比较，研究由秦到汉法律的演变过程”。

  ——颠覆性的历史认知：“汉承楚立”的隐秘记忆。《奏谳书》共有竹简228枚，是议罪案例的汇编，包含春秋至西汉时期的22个案例。不过，在《奏谳书》里，最令人震撼的发现之一，则是那反复出现的“楚时去亡，降为汉”“楚时亡，降为汉”的记载。这些，完全颠覆了历史的认知，透露出“汉承楚立”的隐秘记忆，还反映了汉初时人们对王朝法统的看法。从而，印证了史书中关于的观念。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汉朝，是继秦朝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时期。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汉”是直接继承“楚”而建立的，而非简单直接地承接秦朝。这，恰恰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隐含的观点，即秦汉之间存在着以楚政权为标志的过渡环节，即朝廷与民间普遍视“楚”为秦、汉之间的一个独立政治阶段——“楚政权”。这一发现，为理解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深刻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揭示了历史记忆的另一个鲜活层面。正如清华大学研究员李均明所说：“通过张家山汉简，我们不仅能看到‘汉承秦制’，对比秦和汉的律法，也能看到汉初的制度设计，统治者施行宽刑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推动了社会进步。”

  其实，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世界文化传播，但纸张的脆弱，也令无数古代典籍消散于时光之中。幸好，在纸张普及之前，古人将重要的智慧刻写在了竹木简牍之上。这些简牍，历经地下数千年，如同被“石化”的时间胶囊，抵御了岁月的侵蚀。张家山汉简，正是这样的瑰宝。它不只是冰冷的法律条文或数学算式，更是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让我们看到了汉初社会的运转机制、百姓的经济生活、官方的地理治理，乃至时人隐秘的历史观念，修正、补充并丰富了我们对于秦汉鼎革之际的认识。

  当然，荆州汉简并非仅仅只出自张家山，在凤凰山、松柏、胡家草场等西汉墓葬中都有发现，特别是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从胡家草场墓地出土西汉简牍4642枚，为目前单座墓葬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经初步梳理，这批简牍大致可分岁纪、历日、法律文献、日书、医杂方、簿籍、遣册等。其中，写在3000枚简牍上的法律文献，刷新了汉律种类和数量的出土之最，是目前出土的最为完整的西汉律典范本。而外乐律、蛮夷诸律等，为中国首次发现。此外，还发现了最早的医方汇编文献。其中用中药黄芩和黄连治疗病肠澼的方剂，是最早记录以黄连为主治疗下痢组方的出土文献。

  荆州简牍，包含了从战国到秦汉的丰富典藏，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传承载体多元而坚韧。正是这些深埋地下的“荆州简”，让汉字的力量穿透两千多年时光，保持了文明密码永恒的张力，使我们得以与祖先的智慧和故事再次相遇，从而书写出“最荆州”的中国故事。

  □张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