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平

  当荆州古城的风开始裹挟着腊味的醇香，当街巷深处传来制作鱼糕的笃笃声响，我们知道，年的脚步近了。荆州，这座承载着千年楚文化的城市，在岁末年初之际，总以它独有的方式，将“年”这一概念，具象化为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画卷。

  “年味荆州”栏目，就是通过捕捉这些时光中流转的瞬间，带您走进寻常巷陌，探寻那些藏在腊肉、圆子、八宝饭里的味觉记忆；我们将翻开泛黄的家谱，讲述祭灶、扫尘、守岁背后的文化密码；我们将聆听老一辈人的口述，记录那些正在消逝的年俗仪式。这不仅是一次对美食、风俗的巡礼，更是一场关于故乡、关于传承、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深情回望。

  愿这一缕缕从文字中飘散出的年味，能温暖您的寒冬，唤醒心底最柔软的乡愁。

  岁暮天寒，又是一年腊月时。当荆州的街头巷尾，弥漫起谷物与干果在文火的慢炖中交融的甜暖气息时，便告诉我们，腊八节就要到了。大寒时节，捧着一碗热气氤氲、用料丰俭由人的腊八粥，那稠厚绵密的滋味，在舌尖慢慢化开之时，思绪却常常飘向历史的深处。看似一碗寻常的粥糜，究竟沉淀着怎样厚重的时光与复杂的文化记忆？　其实，一碗腊八粥，早已超越了果腹的范畴，成为一个微缩的文明容器。这份文化的珍贵，不仅在于悠久的历史叠影与多元的文化源流，更在于以一种极为可亲可感的方式，将家族的记忆、地域的风俗乃至整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紧密相连，并在代代相传中守护共同的精神原乡。

  “明日一杯何处酒，过江同吃是佛粥。”明代袁宏道的诗句告诉我们，腊八、腊八粥与佛教之间的关联。当年，公安三袁兄弟，常在腊八这天相约从阧湖堤过江到江陵，去寺庙里吃“佛粥”，过腊八。吃“佛粥”的源起，与佛祖释迦牟尼的悟道传奇紧密相连。传说，苦行已久的释迦牟尼，因牧羊女在腊月初八，端来一碗大米奶粥，解了他的饥饿困境，从而在菩提树下证悟成佛。后世佛门，便于每年腊月初八举行浴佛活动，施粥扬义，以示纪念。据此，有学者认为，腊八节吃腊八粥之俗，是同佛教一起传入我国的。

  于是，“腊八”便成为佛教重要的“成道节”。这一传奇故事，充满了慈悲与感恩的宗教温情，为腊八注入了神圣的光晕。唐代诗人杜甫《腊日》诗中宫廷节庆的描绘，宋代诗人欧阳修与陆游笔下民间食粥习俗的记述，无不与这一背景相关。

  不过，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佛教传入之前的华夏腹地，一条更为古老、根系深植于本土农耕文明的脉络清晰可见。腊八节的风俗，在我国由来已久，最初是为了祭祀祖先、祈求丰收和吉祥安康。《礼记·郊特牲》中“天子大蜡八”的记载，揭开了上古“腊祭”的序幕。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里，追溯得更为清晰：“礼传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腊，汉改为腊。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可见，“腊”之本义，乃是岁末丰收后，以猎获禽兽合祭先祖与百神，以酬谢护佑、祈愿来年。后来，楚人对“大蜡”进行了改造，注入了楚文化的因子。《湖北民俗志》里说，起初“古代行腊祭并无固定日期”，荆楚地区在“南北朝时，腊日为阴历十二月初八日，阴历十二月俗称‘腊月’，故为‘腊八节’”。总之，以“报本反始、慎终追远”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与自然敬畏的仪式，构成了腊八的原生内核。《荆楚岁时记》里说，荆楚于腊月初八“击细腰鼓，戴胡头，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这热烈朴野的民间傩仪，正是上古巫风驱疫、渴求康宁愿望的鲜活遗存，展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性格。

  腊八节，作为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面对着两套并行乃至交织的节日叙事，一是源于超越性的信仰启迪，一是生于土地呼吸般的生存实践。由此成为两种伟大传统相遇、对话与融合的绝佳文化场域。佛教的“成道日”，并非偶然选择华夏固有的“腊日”，这应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调适与“中国化”的实践。外来的宗教节日，借助本土已有的时间框架与祭祀传统，得以更顺利地嵌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节律；而古老的腊祭，也因吸收了佛教慈悲普度的思想与施粥济困的实践，丰富了其人文内涵，强化了社群凝聚力。一碗粥，从寺院的斋食，走向千家万户的灶台，完成了从宗教圣物，到全民民俗符号的创造性转化。这，正是文化传承中“嫁接”与“新生”的生动体现。

  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腊八粥形态的演变，是一部更细腻的文化传承史，其间闪烁着非常鲜明的楚地智慧。腊八粥的早期形态，是与“驱疫”观念紧密相连的。《荆楚岁时记》里就记载有楚地传说：“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作豆粥以禳之。”显然，南朝时的荆州别驾宗懔记述的这个民间传说，说清了腊八粥的源头。

  远古时期，水神共工有个儿子作恶多端，死后还变成疫鬼残害百姓，但这疫鬼却非常怕赤豆。于是，楚人便用吃赤豆粥来驱避瘟鬼。这种以特定食物赤豆来驱避邪祟的思维，是原始巫术与早期医药观念的融合。赤豆（赤小豆），因其色赤，被视为具神秘灵力。《神农本草经》里说能“下水肿，排痈肿脓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充分肯定了药用价值。于是，大米与赤豆熬制的“赤豆粥”，便成为楚地先民岁末驱疫保健的“良药”。宋代《岁时杂记》亦印证：“以赤小豆煮粥，合门食之，可免疫。”楚人食用豆粥的传统习俗，还可以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文“熬菽（豆）一笥”得到印证。

  只是，在历史的演变中，单一的“赤豆粥”，逐渐发展成为“六宝粥”“七宝粥”“八宝粥”，甚至十几宝。如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对腊八粥用料的记载：“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这份精细与丰盛，折射出习俗在都市文化中的演变与升华，也让这一碗粥，承载了超越地域的普遍性文化符号意义。

  也许，今日荆州名小吃“元豆泡糯米”，那绵软的豆汤与饱满糯米的交融风味，正是古老“赤豆粥”在千年时空中的一道美味遗形。从祛疫的“赤豆粥”，到融汇南北干果蜜饯的“八宝粥”，再到清末荆州御厨创制的“散烩八宝饭”，用料由简至繁、风味不断丰富的历程，本身就是文化传承中吸纳、创新与精致化的过程。清光绪《荆州府志》所载“寺院以豆果杂米为糜，供而食，曰腊八粥”，正是这种融合状态的地方写照。

  腊八节的珍贵，远远超出了一碗粥的滋味。这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一套贯穿岁末的生活仪式与情感实践。荆楚之地，素有腊八腌肉、酿腊酒、贮腊水之俗。这些活动，与食粥一样，都是“逐疫迎春”核心主题的物质延伸与时间注脚。腊月一到，大寒踵至，阴极阳生，万物在酷寒中萌动新机，腊八恰如“春节”这部宏大乐章的序曲。北宋诗人苏轼《荆州十首》中的“残腊多风雪，荆人重岁时”与“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的诗句，定格了彼时腊月风俗的热烈场面，那傩仪中的呼号鼓点，是与上古先民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

  粥香年年依旧，而文化的记忆、家族的温情与民族的认同，就在这袅袅热气与共享的仪式中，代代相传，永续不绝。这或许便是腊八节穿越千年，赠予我们最深沉、最温暖的启示与力量。守护这一碗粥的温情与传统，便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为我们漂泊的心灵锚定一处宁静的港湾，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留存一份鲜活的样本，更是守护那个让中华民族在时光长河中始终保持辨识度与凝聚力的“精神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