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中

  高适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人物，诗作以雄浑豪迈的边塞意象和深沉慷慨的家国情怀著称。然而，在现存二百余首高适诗中，直接涉及荆州的篇目确实稀少。不过，其诗集中仍存零星诗句如《同观陈十六史兴碑》中的“荆衡气偏秀，江汉流不歇”，以及《奉酬睢阳李太守》中的“朝瞻孔北海，时用杜荆州”，暗含对荆州地理人文的深切观照。

  高适一生的行迹，主要集中在北方边塞、中原地区以及蜀中，他的创作高峰期，并未滞留荆州，这是高适关于荆州书写稀少的主要原因。荆州在盛唐诗歌地理中，更多地是与贬谪文学（如杜甫、白居易）或山水田园（如孟浩然）的题材相关联。而高适的创作核心，始终围绕边塞、政治与民生三大主题，荆州没有成为他生命经历中的重要节点，自然就难以形成专门的创作内容，这是主要因素。此外，唐诗的流传，存在选择性，部分散佚作品，可能涉及荆州而未传世，也是一种潜在的因素。

  《同观陈十六史兴碑》作于乾元元年（758年），是高适与友人陈章甫，共观史兴碑时所作。“荆衡气偏秀”以荆山和衡山并峙的意象，暗喻荆州地灵人杰的特质。荆山为古荆州北界，衡山为南岳余脉，二山拱卫，形成了江汉平原的地理格局。“江汉流不歇”既是对长江和汉水奔涌的实景描写，又隐喻荆州具有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地位。

  《奉酬睢阳李太守》中“孔北海”“杜荆州”二个典故，需要结合唐代荆州的历史语境，来加以解读。“孔北海”指孔融，其“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贤达形象，与荆州“人物辐辏”的盛况，形成了一种呼应；“杜荆州”指的是西晋名将杜预，在镇守荆州期间，修水利、兴文教，使江汉“岁常稔”，成了高适心中治世能臣的典范。高适通过典故嫁接，将李太守比拟为孔融和杜预，既是对其政绩的褒扬，也含有对荆州治乱兴衰的历史沉思。

  高适对荆州的书写虽然是有限的，但也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如《同观陈十六史兴碑》咏荆州，是借陈章甫的籍贯（江陵）来展开的，通过人杰地灵的赞美，间接触及荆州的文化底蕴；而《奉酬睢阳李太守》中的荆州典故，则服务于对李太守政绩的颂扬，属于借典抒情的典型手法。

  高适诗中稀少的荆州书写，也折射出唐代文人对荆州的一种集体性认知。在他们心目中，荆州既是地理位置的枢纽，也是贤臣治政和文脉绵延的象征，更是唐代诗人共享的文化符号。这种书写方式，符合唐诗以地域为媒、以意象表意的特点。地域本身并非目的，而是承载情感和思想的载体。唐代诗人对荆州的认知，具有多重维度，既认可荆州鱼米之乡的经济地位，又强调荆州兵家必争的战略价值，更暗含对治世能臣的期待，这一认知，在李白、杜甫、岑参等人的荆州诗作中也有所呼应。

  值得注意，高适对荆州的书写，是基于文化想象和历史典故，而不是亲身的经历。这种疏离式书写，恰恰凸显他的诗作，紧扣个人经历和时代命题，是一种创作的特质。当诗人未深入某地时，他笔下的地域，往往褪去具体风貌，化作了文化符号和精神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