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　丽

  袁中道（1570—1626年），晚明著名文学家。字小修，袁宗道、袁宏道弟。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授徽州府教授，后升南京吏部郎中。天启六年（1626年）病逝于南京，终年57岁。

  袁中道十余岁作《黄山》《雪》二赋，即有文名。但科场不像两位兄长那样得意，屡试不中，34岁中举，47岁时（万历四十四年）才成进士。

  不过，科场失落，倒换来了文学上的收获。他本来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科场长期失意，更使他忘情山水。宏道任吴县令时，他就遍游吴、越名胜，写了大量的山水诗篇。宏道评论他的诗“大者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中道的诗一度成为“公安派”代表作。中道的文学思想与文风，基本上继承了两位兄长的传统。他晚年系统的整理和刊行他们兄弟三人的著作，并全面、客观地总结了“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得失，是“公安派”末流的一位中坚。他的作品有《珂雪斋前集》《珂雪斋近集》《游居杮录》等，其中也有很多关于公安家乡的诗文。

  袁中道是晚明文坛最后一道风景线。当两位兄长先后辞世，坚守公安派文学主张，在文坛奋斗并宣传其文学理想的，也就剩下这位最小的袁氏兄弟了。

  袁中道同二位兄长一样，出生即聪慧过人，十余岁就能作出五千余言的《黄山赋》《雪赋》，文思敏捷，视野开阔，想象奇特，当时即有人称“奇才”，说是天才并不为过！

  袁中道与宗道、宏道性格上同具狂狷不羁的特点，但个性各有不同，相比大哥宗道的纯朴自守、厚道慎独的处士气，二哥宏道的机锋横溢、满腹珠玑、天马行空的狂士气而言，中道则更像一个侠士。中道16岁即考中秀才，但少时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结朋友，四处游历，自踏上文坛后，以李白为人生和写作的导师。性格中的某些东西与李白的狂放不羁，浪游访仙，学道参佛不谋而合，或者说一拍即合。除了像两个哥哥一样努力参加科举考试，其余时间他都如一个唐朝游侠或者诗丐浪游世界，西陵泛舟，塞上走马，燕赵齐鲁吴越之地，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其间也曾度过很长时间的眠花宿柳的放浪生活。他的诗“我昔寓京华，佯狂溷酒徒，世人不我知，惟君独怜予。阳春二三月，飞絮遍九衢，骑马穿花市，衔杯入酒垆。”可比李白的《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襄阳歌》中所写的“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流夜郎赠辛判官》中所写的“昔在长安醉花柳”“走马章台着金鞭”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风度。中道的《放歌赠人》里强调了“第一韶光莫虚掷”，醉心于“宾从刻烛诗千篇，男女杂坐酒一石”。虽然他的生活有些荒唐，但正是因为他的游历，他对世界的认识，使他的文才大为精进，创作有了飞速的提高。

  1588年（万历十六年），他来到京城，交游更广。经李贽推荐，大同巡抚梅国桢慕名数次函邀他去做客，他回信说：“明公厩马万匹，不以一骑逆予，而欲坐召国士，胡倨也！”于是梅国桢派专人，备好马，再次迎接。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他漫游塞上，梅待为上宾，陪同打猎、游览。他每作一诗，梅赞扬说：“真才子也！”而后继游齐鲁，登泰山，观日出。这年9月，到吴县，遍游吴越名胜。

  不久，他的诗集刊行于世。其兄对他大力推崇，宏道在序言中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这也是在阐述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也肇始于此。这部诗集，一时成为“公安派”作品的经典。“凡吴中名流、高衲、歌儿、老妪，无不口小修为名士，而公亦到处题咏不辍”。

  中道虽然文场得意，但科场失意。一直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才在顺天府的乡试中录取，列第三名。二哥宏道得知喜讯，竟写了八首诗祝贺。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年春京师的会试中，中道又一次落榜。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当一名侠士的决心。万历三十七年，他又造了一条船，取名“泛凫”（取自楚辞“泛泛若水中之凫”），独自东游。

  万历三十八年，为躲匪患，从公安移居到沙市的二哥袁宏道染急疾突然去世，公安派主将倒了。这是继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大哥宗道在京暴亡后，又一次对中道的沉重打击。

  三兄弟只有他活着，家庭和二兄未竟事业的重担，全部压在他的身上。此时，早年的侠气已荡然无存，看一看他的日记《游居柿录》，真的是“感慨苍凉”，足以使人凄然长叹不已。他有很长时间在悲痛中无力自拔，对一切失了兴趣。后来他跑到当阳玉泉寺寻求解脱。万历三十九年初，在该寺建了一座小亭，取名堆蓝，独自居住在亭中。他“日清坐亭中，惟闻松声鸟声，及岭上叱牛声也……上看西山晚岚，夕阳射，薄雾萦拂，益其葱倩，如墨花磐郁不散。”他的内心得到了极好的疗养与慰抚。

  事实上，中道并没有沉沦，在宏道逝世第三年，大戏剧家汤显祖给他赠诗道：“楚中才子萧条甚，乞与人间留小修。”这对中道是非常大的激励。意思是当公安派因两位重要干将去世后，重担应当是中道挑起来，责无旁贷，也是众望所归。

  万历四十三年（1616年），他终于大器晚成，取得了进士，这年他46岁。次年到达京师候选，后来得了个徽州府学教授，再后来升任国子博士，万历四十八年调任南京礼部主事。

  袁宏道逝世之后，对公安派非议渐多起来，中道义不容辞地站出来维护，做公安派最后的中坚和掌门人。他一是对维护二哥宏道的声誉做了许多事情，反击那些无理指责者，再是编定刊刻了《袁中郎全集》，纠正了坊间一些以讹传讹的谬误，对公安派的理论和创作都作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用心的检讨与梳理，对于宣传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他对整个公安派理论特别是创作进行了一次审观，对公安派的理论和创作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中道在反思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公安派早期理论和创作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把它放在扫荡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背景之下，充分论证了它对破人执，张扬主体意识，抒发个性性灵，“为后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的巨大作用。这种认定，既不是一味地为公安派礼赞，也不是盲目地为公安派护短，既承继了前辈的革新精神，也找出了今后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公安派是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登上文坛，高扬个性，力倡真声，横扫复古迷雾，使当时的文坛面目焕然一新。相对于复古主义甚或保守的文化传统，这是“变”，对于公安派自己，宏道变复古为率性，这种创造精神难得，但有创新就有模仿，事实上，当时学公安派或者聚集在公安派旗下的不少，难免泥沙俱下，模仿走样就成为必然。袁中道也看到了这一现实，他说：“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还有作始。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将变矣……”指出艺术创作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谈到后来者学宏道新诗的状况，他说：“及其后也学之者稍入俚易，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而诗道又将病矣。”他认为，“学”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但有一个学什么和怎样学的问题。学得不正，就又成为诗道之病。由此，他批评了那些只学宏道皮毛而未能学宏道精髓的做诗：“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少时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岂先生本旨哉？”并指出学宏道的正确做法是：“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

  作为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他在维护公安派“性灵说”的理论旗帜，批评后学末流的创作偏差，修正今后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在理论上表现出一些自己的特色，在艺术追求上也有意向幽深的风格转变。这也许是他经受过太多人生离别所至。

  天启四年（1624年），中道55岁时迁南京吏部郎中。两年后，在南京客逝。那天，他“晨起焚香静坐，瑜时而逝，鼻垂玉筋，人以为得道云”。

  中道生前曾多次谒见过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求教问学，写过不少赞颂李的诗文。李被朝廷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迫害致死后，他冒着风险为李立传（《李温陵传》）。对传主的人品学问，革新精神，倍加尊崇。其他如《赵大司马传略》诸文，敢于针砭时弊；中道大量清新明畅的山水游记，均广为人们传诵。也有部分诗文流露出浓厚的失意自伤情绪，晚年对“公安派”革新有保守倾向。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斋前集》《珂雪斋近集》《游居柿录》等。他的前半生像极了李白，但是他的后半生注定了只能是袁中道。

  他在兄长们过世后对公安派尽心尽责，呵护之，矫正之，发扬之，被誉为“下启竟陵派的第一人”。这种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怕是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

  也许，文学的规律就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