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卫平

  “誓欲通愚謇，生憎效喔咿。”“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这两句诗，一铿锵，一沉痛，恰似唐朝诗人元稹贬谪江陵五年时光的双重印鉴。前者，是他初抵江陵时，未曾熄灭的政治理想与孤直气节；后者，则是岁月深处，那无法愈合的心灵创痛与深情回响。江陵，这片曾经接纳了无数贬谪文人的诗城，因元稹的诗，增添了一抹永不褪色的文化记忆。

  正直的代价，是惨重的。对此，元稹在《文稿自叙》中坦言：“予自东川还，朋（严）砺者潜切齿矣。”正是这种不畏权势的品格，使他成为权贵的眼中钉。元和五年（809年）春，时任监察御史的元稹，因为弹劾权贵，触怒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三十而立的他，就这样，被一纸诏书，从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抛掷到千里之外的江汉泽国。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一场元稹政治生涯的顿挫，竟然意外地成为其诗歌生命，走向成熟与丰饶的转折点，让他在南国的烟水与楚地的风谣中，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淬炼与诗歌创作的涅槃重生。元稹早年，与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有着“元白”之称，诗作号为“元和体”。与历史上大多数贬谪诗人一样，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元稹诗歌上的辉煌。从元和五年到元和九年，被贬江陵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一大转折点，整体风貌趋于成熟。对此，白居易在《和答诗十首并序》中说，元稹在江陵诗“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在艺术表现上呈现出新崭新的风貌。

  江陵五年，对于元稹而言，既是一段政治失意的岁月，也是一次艺术的丰收季节。在这片充满楚文化底蕴的土地上，他的诗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从关注社会现实的讽喻诗，到抒发个人情感的悼亡诗；从学习楚辞的骚体创作，到开创性的次韵诗实践，元稹在江陵完成了从一个政治诗人到一个全面发展的艺术家的转变。

  “酣歌离岘顶，负气入江陵”。抵达江陵之初，元稹的心情如同自己在《纪怀赠李六户曹崔二十四功曹五十韵》中所写的那样。然而，政治上的挫折并未摧毁他的信念。他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非常坚定地宣告：“誓欲通愚謇，生憎效喔咛。佞存真妾妇，谏死是男儿。”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构成了他在江陵时期创作的内在张力。

  从北方来到南方，元稹对荆州的风土人情产生了十分浓厚兴趣。然而，他并非仅仅只是一个好奇的观察者，更是一位具有深刻社会责任感的诗人。如，他在《赛神》中，豪不留情地批判荆楚的迷信风俗：“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在《竞舟》中，他担忧竞渡活动影响农时：“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这些诗作，体现了元稹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

  例如，在《竹部》诗里描绘石首农民的艰辛。诗中写道：“朝朝冰雪行,夜夜豺狼宿。科首霜断蓬,枯形烧余木。一束十余茎，千钱百余束。得钱盈千百，得粟盈斗斛。归来不买食，父子分半菽。持此欲何为？　官家岁输促。”元稹将自己的官吏生活，与农民的苦难进行了对照，发出了“愧尔不复言，尔生何太蹙”的深沉叹息。这种将自我，置于批判位置的真挚同情，使他的诗作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范畴，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元稹在江陵的诗作，不仅只是对社会的批判，更有情感的深沉流淌。元和四年七月，其妻韦丛在长安病逝，这种悲痛之情，在元稹贬谪期间持续发酵。于是，元稹的《遣悲怀三首》，成为中国古代悼亡诗的巅峰之作。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凡微之之关于韦氏悼亡之诗，皆只述其安贫治家之事，而不旁涉其他。专较贫贱夫妻实写，而无溢美之词，所以情文并佳，遂成千古名著。”诗中，元稹以东晋谢安侄女谢道韫比喻韦氏，以战国贫士黔娄自况，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回忆，塑造了一位贤淑坚忍的女性形象。语言质朴无华，情感深沉如海，展现了元稹诗歌的另一面。

  楚国八百年，鼎盛在荆州。江陵，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对元稹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江陵的作品，明显带有楚辞的烙印。如《有酒十章》其九：“有酒有酒兮日将落，余光委照在林薄。阳乌撩乱兮屋上栖，阴怪跳趫兮水中跃。月争光兮星又繁，烧横空兮焰仍烁。我可奈何兮时既昏,一杯又进兮聊处廓。”诗中“兮”字的运用、瑰丽的想象、激昂的情感表达，都与楚辞一脉相承。这种地域文化的熏陶，使元稹的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都获得了新的突破。

  元稹在江陵还进行了大规模的诗体实验。他创作了大量长篇排律，如《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梦游春七十韵》等，铺陈排比技巧日趋纯熟。对此，清代《一瓢诗话》中评价道：“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至于属对精警，使事严切，章法变化，条理井然。”

  元稹对诗歌史最为独特的贡献，是次韵诗的创作与实践。清代文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出：“次韵实自元、白始。依次押韵，前后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这种严格按照原诗韵脚、次序创作的和诗，极大提升了诗歌创作的难度。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坦言，这是为了“以难相挑”，与白居易进行艺术上的竞技。白居易也承认自己在这方面不如元稹，他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中说：“此足下素所长者，仆何有焉？”这种艺术上的探索精神，使“元和体”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

  贬谪江陵的五年，元稹经历了复杂的精神历程。从最初的愤懑不平，到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从个人情感的深沉流露，到艺术形式的大胆创新，他的诗歌世界，变得异常丰富多元。在《放言五首》中，他写道：“眼前仇敌都休问，身外功名一任他。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这种豁达与超脱，标志着他已经超越了个人荣辱的局限。白居易对元稹江陵时期的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些诗“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并特别欣赏《放言五首》，称其“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

  江陵月明淬元稹，南国诗就证涅槃。逆境没能摧毁元稹，反而激发了他更为丰富的创造力。历史上，贬谪往往成就文人。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受刑而著《史记》，柳宗元贬永州而有“永州八记”。元稹在江陵的经历，再次印证了这一文化现象。“壮志诚难夺，良辰岂复追”，这种精神上的不屈与艺术上的不懈追求，最终使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江陵这片曾回荡着屈原行吟之声的土地上，元稹以他的笔墨，应和了千年传承的楚骚遗韵，也刻下了属于自己的、不可磨灭的文学年轮。江陵的明月，照亮的不仅是中唐一位贬谪官员的寂寥生涯，更映澈了一颗在逆境中愈显光芒的诗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