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昆仑

  一进腊月，风里的味道就变了。不单是袭人的寒气，更添了些撩人的暖烘烘的咸香，丝丝缕缕，从千家万户的窗缝门隙里钻出来，氤氲着、交织着，将整个村子织进一张无形而温厚的网里。这便是腊味了。

  最先动起来的，总是那些手脚勤快的当家女人。她们早早地从集市割回成条的精肉，买来肥硕的青鱼，宰了自家的鸡鸭，洗净沥干，然后用粗盐辅以调味香料细细地揉搓腌制。那揉搓的姿势是极专注的，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韵律，仿佛要将一年的风霜与期盼，都一同揉进这腌制的腊味中去。墙角的陶缸里，一层肉鱼、一层鸡鸭，码得整整齐齐，像封存起一叠叠厚实的日子。过几日，取出来，挂在屋檐下或院场中。北风便成了最慷慨的施与者，日复一日地吹，颜色也从鲜红转为沉着而诱人的暗红，像被岁月与风日封存起来的琥珀，内里是浓缩了的日光与时光。阳光好的日子，那些腊制品，便油汪汪地闪着光，散发出一种诱人垂涎的带着风与阳光气息的咸香。走在巷中，你分不清那油润润的咸鲜是来自东家的屋檐，还是西家的阳台。

  与这咸香相呼应的，是一种更温和更甜蜜的麦芽糖的焦香。熬麦芽糖是一种细功夫，须得有耐性。勤快的女人们在就把麦芽育好了，嫩生生的，与糯米混合，磨成青绿的汁液，在大锅里用文火慢慢地熬。火不能急，急了会焦苦。须得用枯干的棉梗配以稻壳，燃起一蓬匀匀的没有焰苗的红火。锅里，那混浊的汁液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水汽袅袅地升腾，将厨房熏得潮润而甜腻。时辰一点点过去，水分渐渐被收干，那汤汁变得浓稠，颜色也由浅黄转为透亮的琥珀色，亮亮的，像一锅融化的阳光。用筷子挑起来，能扯出长长的闪亮的丝，这时，便将早已炒好的炒米放进糖稀里，搅拌均匀后取到木盆或案板上整形成实。待糖温稍降，再用刀切成方方正正的炒米糖块，一缸缸一坛坛地储存起来，足够吃到来年的春三月。

  在众多的腊事里，打糍粑颇有一番意思。院子里，一口大石臼，一甑新蒸的糯米，热气腾腾地端出来，倒进去。两三个精壮的汉子，各执一根长长的木杵，围臼而立。他们并不急着动手，先挽起袖管，往掌心啐一口，握住杵柄，彼此递一个眼神，“嘿——嚯！”一声吆喝，木杵齐齐落下，砸进那团温软雪白之中。那声响是沉闷而扎实的，仿佛能夯进地底。直到那团米被杵打得油光水滑，再也分不出一粒，汉子们大喝一声，用木杵将那柔韧无比的糍粑团整个儿挑将起来，置于一旁撒了米粉的案板上。待次日，那切好的糍粑，温软莹白，捧在手里，仿佛是一团触摸可及的丰年。

  当灶火不息，炊烟日夜在村落上空编织着香甜的网时，另一种响动也开始在傍晚的打谷场或祠堂后院里响起。那是锣鼓的声音。初时是试探性的，“咚咚锵，咚咚锵”，有些生疏，有些零落，像早春冰面最初的裂纹。渐渐地，那节奏便连贯起来，激昂起来，带着一种憋足劲的欢腾。

  而真能将这归来的游子与留守的村庄在情感上瞬间缝合的，莫过于那咿咿呀呀的花鼓戏了。“听了花鼓戏的哟喂哟，害起病来不吃药！”戏台是现成的，祠堂前那带檐的木台子，或是谁家办喜事临时搭的喜棚。没有华丽的布景，一桌二椅而已。但锣鼓家什一响，胡琴一拉，那味儿就足了。台上的角儿，都是村里熟人，唱腔算不得专业，有时还荒腔走板，扮相也简陋得可笑。可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却看得目不转睛。老人们眯着眼，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拍子，每一句熟悉的唱词都能引他们会心的微笑，那笑容里叠着几十年的光阴。

  小年一过，那“忙年”的节奏便越发地紧了，也越发地有了明确的指向——家。年初外出的人们候鸟般归来，村道上的小车忽然多了起来，牌照各异，带着远方的尘土。

  到了腊月二十八九，一切的准备都到了尾声，也到了顶峰。家家户户开始“扫扬尘”，屋里屋外，角角落落，都要彻底清扫一遍，寓意除旧布新。

  腊月的腊事，说到底，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盛大而细腻的“准备”。准备食物，以慰藉肠胃；准备热闹，以宣泄情感；准备仪式，以安顿心神；最终，是准备一个家，一个让漂泊有岸可依，让思念落地生根的“年”。这准备的过程，远比那个最终的节日更漫长、更扎实，更见滋味。它像一条无声的河流，在岁末的严寒里，载着所有具体而微的劳作、期盼与温情，缓慢而有力地，流向那个叫做“团圆”的港湾。只待那除夕的钟声一响，便成为一幅可以走进去的热气腾腾的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