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大中

  春秋中期，楚晋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长期对峙，先后爆发城濮之战、邲之战等关键战役。而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作为两国之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力会战，不仅终结了楚国晋国长期的正面军事对抗，也标志着春秋争霸格局发生了重大转折，有文献认为，这次会战是楚晋争霸的终极对决。但是笔者认为，其所谓的终极性，只是体现在争霸模式的终结，而并不是楚晋胜负的彻底裁决。

  据《左传·成公十二年》记载，公元前579年，在宋国执政华元的斡旋下，楚晋有了第一次弭兵之会，亦即宋西门之盟，又称华元弭兵。但是，和平仅仅维持了短短的四年。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等，晋国西击秦国，北破狄人，解除了后顾之忧。另外，据《春秋·成公十五年》记载的钟离之会等，说明吴国崛起了，导致楚国在东翼面临着强大压力。楚国与晋国的表面休兵，实际上都是为了积极争夺郑国这个中原支点。

  彼时，郑国的动向和倒向，就是一个明显的风向标，直接牵动或左右着春秋霸权的天平取向。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以汝阴之田诱惑，导致郑国背叛晋国，郑成公与楚国在武城结盟。同年夏季，郑国伐宋国，并且获得了胜利，晋国的霸权受到公开挑战。晋卿栾书主张“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于是晋厉公集结四军，并征调齐国、卫国、鲁国等盟军的力量，讨伐郑国；相对应的一方，楚共王则亲率三军，以及蛮军部队，开始北上救援郑国。楚国和晋国这两个强大对手，最终在鄢陵这个地方相遇了，并将载入史册。

  此时的楚晋两国，都是精锐集聚，最厉害的人物，几乎全部到达了前线。先看晋军这边，其统帅是国君晋厉公，中军将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将郤锜，上军佐荀偃；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罃；新军将郤犨，新军佐郤至。再说楚军这边，其统帅是国君楚共王，中军将司马子反，左军将令尹子重，右军将右尹子革。

  鄢陵之战的进程，《左传》等历史文献有着详细记载，笔者就不再赘述。同时，鄢陵之战的过程又充满戏剧性，让人捧腹。所以，在此略举几例。当天，公元前575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是晦日，晦日列阵，古兵家所忌，但是楚军却借着晨雾，突然迫近晋营，也就不讲什么禁忌了；而晋军，则是采纳范文子的儿子士匄计谋，填井平灶，扩大空间，就地列阵。战前，楚共王携晋国逃至楚国的叛臣伯州犁，登上高大的巢车观阵；而晋厉公则是与楚国逃至晋国的叛臣、斗椒之子苗贲皇，分析楚军弱点，《国语·晋语六》记载的原文是“郑军不整、蛮军无序”和“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可能是说，虽然楚中军精锐但左右军弱，子反与子重不和，指挥系统存在裂痕，等等等等。

  战斗开始后，晋军采用苗贲皇建议，先攻楚国的左军和右军，后攻中军，有效地击破了楚军队伍中薄弱的左右军。而楚共王则远远地望见，晋中军似乎兵力薄弱，就立即攻打，结果遭到晋军的抗击。晋将吕锜，一箭射中楚共王的眼睛，楚军士气大挫。为了报复，楚共王召来神射手养由基，给他两支箭，养由基一箭射中吕锜颈项，吕锜伏于弓套而死。尽管双方都是生死相搏，但是战场上也呈现出一些矛盾的场景。比如，晋将郤至，见到了楚共王，“免胄趋风”，其意思是脱盔行礼；又比如，韩厥、郤至追赶郑成公时，故意让郑成公逃脱，其想法是“不可以再辱国君”，但是郑将唐苟却为保护郑成公败逃而战死。同时，楚国公子筏被晋军所俘。用当今的眼光来看，这些戏剧性的细节，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战斗从早上开始，一直打到傍晚，楚军受挫比较严重，晋军也有明显损失，但是双方胜负未定。楚共王决定，明天再战。子反派军吏视察伤员，补充步兵和车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战车马匹，命令明日鸡鸣时开饭，整装待命。晋国这边，也通告全军，作好准备，次日再战。最有意思的是，晋军故意放松对楚俘的看守，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情况。楚共王听说后，觉得晋军已经有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就立即召见子反讨论对策，而此时的子反已经喝醉了酒，不能应召入见。楚共王无可奈何，只得连夜撤军。据《说苑·敬慎》记载：“子重使谓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师者，君不在，子无以为过。’”也就是说，子反退至瑕地后，被子重逼迫自杀。

  关于鄢陵之战的历史性影响，笔者认为，宋代吕祖谦的评论比较中肯：“鄢陵之战，晋楚皆衰矣。”（参见《左氏博议》卷二十）。鄢陵之战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走向颓势，影响力大幅下降。晋国虽然凭借此战重整霸业，但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中原战场沉寂下来了，各国开始采取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弭兵运动呼声再起，最终在公元前546年达成第二次弭兵会盟，确立了“晋楚之从交相见”格局，楚晋争霸方才正式落幕，这是后话。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辨析史料时发现，《左传》强调晋胜（用语是“晋是以大”）与楚败（用语是“子反其死乎”）。而清华简《系年》第十七章，则淡化晋胜，侧重楚受制于吴（参见《清华简系年辑证》）。还有《国语·楚语》记载，楚共王“惧晋之威”，这句话，可能是后世楚人对其战略收缩的一种说法，等等，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