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平

  2500年前，章华台。楚昭王大宴群臣，边观赏着细腰美女的舞姿，边非常高兴地举着箸，伸向铜甗中那热气腾腾的清蒸青鱼。此时，这位以“迁郢于鄀”闻名的君主或许不曾想到，他品尝鱼鲜的场景，化作了楚地千年不衰的饮食传统与吉祥密码。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仅仅只用四个字，就勾勒出古代荆楚的生活图景。《宋卫策》里，更是说江汉地区所产的“鱼鳖、鼋、鼍”是天下最多的。清光绪《荆州府志》的“物产”条目中，专门列有“鳞之属”。历史文献中“荆郡多鱼利，而鲫鱼更多，产湖泽中”的记载，更是勾勒出了一幅古代荆州水产丰饶的图景。这种丰饶，在历史故事中也有鲜活的体现。孔子游楚时，有楚人要把鱼送给他，孔子执意不要，那人却说，“天寒市远，鱼不能售，思欲弃之，不如献之君子”。可见，楚国的鱼太多。楚国此等的富足，令西汉史学家刘向感叹不已，便在《说苑·贵德》里详细地记载了这个故事。

  丰富的鱼类资源，为楚人的餐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材，历年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打开了解楚人食鱼习俗的窗口。作为楚国最鼎盛时期的都城所在地，荆州博物馆考古人员从楚墓葬中出土了众多“鱼”文物，如1975年，以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三鱼纹漆耳杯，在耳杯的内底正中，绘有四叶纹，三条首尾相接的鲤鱼环游其外。如果在杯中注入白酒，便犹如鱼得水，非常的有趣。无独有偶。1986年，又以江陵毛家园一号汉墓出土一件彩绘三鱼纹漆耳杯，内底用金、红、蓝色粉绘三条游鱼。1992年，再次从荆州高台28号汉墓出土了彩绘鱼纹漆耳杯，内底彩绘了一条鱼，鱼的轮廊用黑线勾勒，头、鳞与尾用金色填绘。

  除了漆器上绘有的鱼纹外，在荆州的楚汉墓葬里还出土了鲫鱼、鲤鱼、鳡鱼等十几种鱼的骨头。甚至，还发现了用酱腌过的咸鱼、风干的阳干鱼、栩栩如生的木头鱼，与出土楚汉竹简中“干煎鱼”记载，和屈原在《楚辞》里所列楚王宴菜谱里的“煎鲫鱼”一起，印证了历史献的记载，充分说明了楚地鱼类资源非常丰富，荆州人民食“鱼”习俗与传统非常悠久。

  特别有意思的是，从时光隧道里穿越2000多年而来的13尾阳干鲫鱼，还静静地躺在文保中心实验室里，而湖北省博物馆里的那条荆州夏家台阳干鲫鱼，已经成为了网红。与夏家台楚墓遥相呼应的，则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铜炉煎盘”，盘中的煎鱼同样历经了2000年，至今仍保持着当年烹饪时的姿态。这些实物，无声诉说着楚人与鱼的不解之缘。在《韩非子》里，还记载了令尹孙叔敖常食“枯鱼之膳”。这种将鱼晒干的保存方法，既适应了楚地炎热气候，也体现了鱼在饮食中的基础地位。总之，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出这片土地鱼类资源的丰沛。仅《楚味荆州》收录的荆州经典名菜与地方特色菜中，鱼肴便有20多道，豆瓣鲫鱼、清蒸青鱼、红烧鮰鱼等，各具特色，极具荆楚特色。自然的馈赠，滋养了楚地独特的烹饪智慧。仅鱼鲜的烹调方法，至少也有30多种。加工的形式，更是多样，如鱼饼、鱼圆、鱼面、鱼糕等，充分体现了“吃鱼不见鱼”的烹饪智慧。

  “物换星移踪迹在，沙沉化石影班班。”诗友邓焰如的一首《龙王井村鱼化石》，将我们的思绪引向更加久远的时光。从松滋出土的中华金龙鱼化石，将荆楚大地与鱼类的渊源前推到5500万年前。而荆州博物馆里收藏的距今4000多年前石家河文化出土的抱鱼陶人以及陶龟，与屈原、李白、苏东坡诗词里的“鱼”，以及楚汉墓葬里的各色“鱼”文物，相映成趣，形成一条从远古延伸至今的食鱼文化链。

  俗话说，宴无鱼不盛，席有鱼方吉。宋代范成大的《荆渚堤上》的“鱼虾涌鳝具罗案”，正道出楚地宴席之丰。如今，在荆州，婚嫁席上必有鲫鱼，因“鲫”与“吉”音近，又被称之为“喜头鱼”，寓意婚姻美满，相随相靠。而“油焖鲤鱼”，则祈愿多子多福。在团年饭中，必有一道全鱼。旧时，这条全鱼大多不吃，而一直留到元宵节，取“年年有余”之吉。这种传统，可追溯至楚人祭祀用鱼的礼俗。《国语》里说，“庶人食菜，祀以鱼”。可见，鱼在楚文化中早已超越了食物范畴，成为连接世俗与神圣的媒介。

  在荆楚文化中，鱼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食物范畴，成为承载多重寓意的文化符号。千百年来，鱼肴在荆州饮食的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烹饪体系。于是，我们看到，从章华台楚王的宴席，到今日荆州人家的团圆饭；从楚汉漆器上的鱼纹，到婚宴上的豆瓣鲫鱼，“无鱼不成席”的传统如汉江之水绵延不绝。如今，人们品尝鱼肴时，唇齿间流淌的不仅是鱼鲜之美，更是穿越千年的文化记忆与饮食习俗。这条饮食文化的历史长河，仍在每个楚地宴席上静静流淌。

  “食色，性也。”正如孟子所曰，“鱼我所欲也”。鱼鲜的美味，让楚人欲罢不能，食鱼的习俗一代一代在楚地流传了下来，成为荆州人饮食习俗与中华年节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新亮点，将“无鱼不成席”之俗演绎的淋漓尽致。总之，一条鱼穿越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最终抵达人们的餐桌上。荆州宴席上闪烁的鱼鳞，不仅是楚水的光泽，更是楚人饮食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