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卫平

  烈士纪念碑，是有呼吸的！

  这，是我在为荆州烈士陵园重撰纪念碑文，三易其稿时最真切的感受。每一次落笔，都像是与长眠在这片热土上的英魂对话。仿佛，有一只无形之手，牵引着我，走进荆州红色历史的深处。

  在接到为荆州烈士陵园重撰纪念碑文的任务后，我专程去瞻仰了烈士陵园。那天，我久久地伫立在高耸的纪念碑前，默默地、一个字、一个字的，在心中默念着碑文。在与纪念碑的对话中，我感到，夕阳映照下的烈士纪念碑，犹如一册即待打开的书卷，等待着唤醒存封的记忆、镌刻上庄重的文字。

  “荆江浩渺，楚地风雄。这片浸润忠魂的土地，安葬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建设捐躯的英烈。”开始，我在写作中，试图用一种宏阔的语调，为碑文定下庄严的基调。“其志坚若磐石，其德昭如日月，其功彪炳千秋。”这些对仗工整的文字，如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沉雄而肃穆。

  然而，读着读着，我想起了屈子行吟江畔时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是荆州大地孕育的伟大诗人，他的那声叹息，穿越了2300多年，至今，仍在荆江涛声中回荡。初稿虽然庄严，但却少了一种屈子式的、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温度，少了那么一缕炊烟。

  修改稿，是在一个雨夜里完成的。窗外，细雨如织，我摊开荆州党史，一页一页仔细地翻阅着。

  渐渐的，那峥嵘的岁月，似乎从纸面上立了起来：秋收起义、年关暴动、焦山河会议、南平会师……荆州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是先辈们用热血浇灌过。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焦山河”三个字上。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人在焦山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上山与下湖，一字之差，成为了焦山河会议的焦点。那天，寒风凛冽，芦苇萧瑟，但就是在这看似寻常的江边小集镇，一颗红色的火种被郑重地埋进入荆楚大地，燎原成湘鄂西最壮丽的火焰！　于是，我写下了“革命热土，赤帜高扬”这八个字。

  我仿佛看见，1928年1月的荆江两岸，贺龙、周逸群、段德昌在凛冽的寒风中举起的义旗。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这片土地上创造的“河湖港汊地带游击战争”。这，正是荆州儿女对中国革命战争形态最为独特的贡献。水网纵横、芦苇密布的洪湖，本是军事意义上的绝地，但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唱出了这片土地上不屈的精神。

  灯下，我继续翻阅着史料，沿着荆江一线，逐寸逐寸地走进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

  江陵沙岗，这个地名，读起来有点沙砾的粗粝与山岗的坚硬。1928年，沙岗成为江陵革命斗争的中心。白鹭湖畔的堤坝上，曾发生过多少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多少沙岗儿女为保卫红色政权献出了生命。

  石首调关，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枢纽。1929年，中共鄂西特委机关迁至调关，这里一度成为湘鄂西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心。调关的江面上，渔火与战火交替明灭，见证了多少壮别与重逢。

  公安南平，红二军团诞生地。1930年7月，贺龙、周逸群率红四军与段德昌、柳直荀所率红六军，在公安南平会师。两支铁流汇合，激荡出惊天的力量，书写出中国革命史上最具荆州特色的篇章。

  监利周老嘴，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版图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31年至1932年，这里一度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中心。那跳动的脉搏，即使过去了近百年，依然能在这片土地上感受到。

  洪湖瞿家湾，更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与灵魂。一条不到300米长的老街，走出了多少开国的将帅……他们的名字，像星辰一样，镶嵌在中国革命的夜空之中。

  红二方面军的摇篮！　这是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最准确的概括。以红二军团为基础发展成立的红二方面军，被毛泽东称为“长征中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湘鄂西儿女的牺牲与奉献。有多少荆州子弟，从沙岗、调关、周老嘴、瞿家湾出发，跟随贺龙踏上长征路。又有多少人，永远倒在了雪山草地上。

  这样的考虑，便让碑文的修改稿有了历史的体温，有了地名的重量，更有了时间的经纬。但是，我仍然觉得还不够。直到有一天，我读到杜甫的诗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那一刻，我便明白了。纪念碑文，其实需要的，不仅只是对史料的罗列，更需要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要让每一个读到碑文的人，都能如杜甫一样，“凭轩涕泗流”。

  于是，我决定，用数字和姓名来说话。

  “一九二五年五月，荆州星火初燃。”具体的时间，让历史不再是模糊的背景。“柳直荀、崔琪等二十万英烈”之句中的柳直荀，毛泽东曾用“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诗句缅怀他，而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洪湖的芦苇荡中。同样年轻的湘鄂西省委书记崔琪，短暂的生命之火，犹如洪湖水中的渔火，短暂却明亮。

  这些英烈的代表，不是抽象的符号。他们有一个父亲、丈夫、儿女的身份，还有未竟的理想、未了的心愿。就说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吧，苦等了一生，等来的，却是丈夫早已牺牲的消息。毛泽东那句“我失骄杨君失柳”，写尽了革命者的儿女情长与家国情怀。

  在修改定稿中，我特别写下了“宜沙战役”四个字。1949年7月，荆州全境解放。当年，我父亲也参加过解放沙市与荆州城的战斗。他，很少提起那段往事，但我却记住了他说过的一句话：“攻城的那天，护城河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战斗的硝烟，已经散去了77年，当年的亲历者，也大多作古，而荆州，早已换了人间。

  “烈士牺牲，岂止在战场！”我琢磨已久，用力在碑文中写下了“荆江分洪”与“抗洪壮举”。1952年兴建的荆江分洪工程，创造了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30万军民，用一腔热血，在短短的70多天里，建成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那些倒在建设工地上的英模，他们的名字，同样应该被刻在纪念碑上。而1998年，荆州军民在特大洪水中筑起血肉长城。历年的抗洪斗争，同样是红色的篇章，同样是英烈精神的延续。

  三稿三章，层层递进。初稿显得崇高却遥远，修改稿坚实却散乱，最后的修定稿，则如紧紧攥着的拳头，每一个指节都充满了力量。

  这，不仅仅只是文字的进化，而是心灵的沉潜。在重新撰写碑文的那段日子里，我一遍遍走进历史深处，一次次与那些英烈对话。那些年轻面孔的闪现，让我泪水涟涟。我知道，烈士纪念碑文，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堆砌，需要的，只是历史的重量和情感的密度。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在碑文修定稿完成的那个月圆之夜，我又来到烈士陵园。月光如水，映照在即将镌刻新碑文的纪念碑上。突然，我想起屈原在《九歌·国殇》中的诗句：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云霓。”

  是啊！　这些长眠在荆州大地上的英烈，他们的身躯虽然已经消逝，但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的魂魄，刚毅勇武，化作了天上的云霓，永远地守护着这片土地。2300年前，屈原为楚国战死的将士写下这样的诗句；2300年后，荆州儿女用生命与热血续写着同样的悲壮。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站在荆州烈士纪念碑前，我轻轻触摸着那冰冷的耸立。唐代诗人李白《子夜吴歌·秋歌》中的诗句，是无数妻子对丈夫的期盼，也是无数儿女对和平的渴望。英烈们，正是用自己的“远征”，换来了后世的和平与安宁。

  清明将至，碑文已经重铸。

  当春风吹过庄严的碑面时，我仿佛看见，烈士们的“魂魄”，在纪念碑上空浮现。于是，我举起右手，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