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卫平

  公元554年冬，西魏大军兵临江陵城下。

  这座号称“铁打”的古城，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城内，梁元帝萧绎，既没有组织最后的抵抗，也没有考虑突围的路线，而是躲进东阁竹殿，面对满架的图书，放声大哭。

  随后，萧绎命令舍人高善宝，将“国家图书馆”里14万卷藏书，付之一炬。在西魏官兵攻城的呐喊声中，皇宫里燃起的大火，映红了江陵城的夜空，中国南方半数以上的传世古籍化为灰烬。对此，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说：“由皇帝主动焚毁十四万卷书的记录，在这二千多年间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江陵焚书的惨烈，首先在于那14万卷图书的分量。这，不是普通的藏书，而是自秦始皇焚书以来，历经数百年的劫难，一代代学者们艰难积聚的文化命脉。《隋书·经籍志》里，详细地记载了这批图书的来历。秦始皇焚书坑儒，规定以吏为师，民间藏书荡然无存。汉惠帝解除禁令后，学者们靠着口耳相传，勉力恢复典籍。汉武帝设置太史公收藏天下图书，司马迁父子便是依此写就《史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阅整理，编成《七略》，著录图书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覆灭时，宫中图书被焚。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重开书府，又聚起一批典籍。董卓西迁长安，军人将缣帛书卷当作帐幕包袱，七十余车藏书毁于战火。魏晋之际，图书稍复，又遭八王之乱、永嘉之祸，洛阳化为废墟，皇家藏书荡然无存。东晋偏安江南，慢慢搜集，至宋元嘉八年，得书六万四千余卷。齐末战火再起，图书又遭损失。梁武帝重视文化，江南维持了四十余年安定，文德殿藏书达二万三千余卷。侯景之乱平定后，梁元帝将建康文德殿及公私藏书七万余卷运回江陵，加上他在各地任上收罗的七万卷，总计十四万卷。每一卷书，都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每一卷书，都凝结着历代学者抄写、校勘的心血。在那个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代，图书全靠手工抄写，许多都是孤本，“烧掉一卷，世界上便绝迹一卷”。隋代秘书监牛弘将江陵焚书列为中国书籍的“五厄”之一，与秦始皇焚书并列。但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秦始皇焚书是出于政治统制的需要，有选择地销毁；梁元帝焚书，则是纯粹的毁灭，不分青红皂白，不辨经史子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有道是，书痴竟成焚书者，帝王原是毁文人。梁元帝萧绎，本不该是焚书之人。他爱书，爱读书，爱到骨子里。据《梁书·元帝纪》记载，他五岁便能背诵《曲礼》上半部。自幼瞎了一只眼睛，却异常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他为皇子时，先后在会稽、建康、江州、荆州任职，每到一处，必搜罗图书，最终积至七万卷。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记下一则元帝亲口讲述的故事：“昔在会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学。时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闲斋张葛帏避蝇独坐，银瓯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以自宽痛。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浑身疥疮，蜷缩在葛帐中，忍着痛楚一日读二十卷书——这画面无论如何也与后来那个焚书者联系不起来。他还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学者皇帝。据史载，他著有《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周易讲疏》十卷、《老子讲疏》四卷、《金楼子》十卷，以及文集五十卷，总计超过四百卷。如此广博的学术成果，即使放在专业学者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他甚至在兵临城下时，还在给大臣们讲解《老子》。《资治通鉴》记载，554年10月19日，元帝在龙光殿讲《老子》，11月23日魏军抵达襄阳，他才暂停讲课，宣布“内外戒严”。四天后见魏军没有动作，又恢复讲课，百官只得穿着军装听讲。这是怎样的书生皇帝！　他痴迷书本，醉心讲学，仿佛那城外的铁骑与他无关，仿佛那即将倾覆的江山只是书中的一页。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南朝》诗中写道：“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虽未直言元帝，却道出了南朝末世那种病态的精致与荒唐。

  11月27日，魏军渡过汉水，截断江陵以东长江水路。12月27日夜，江陵城已被重重包围。元帝上城巡视，居然还雅兴不减，随口作诗，群臣奉和。他始终不相信自己会败。或者说，他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败。据《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城破前夕，元帝“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他还要赴火自焚，被宫人左右阻止。又以所佩宝剑斫柱，柱折，长叹一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那一刻，在他眼中，十四万册书与一把宝剑，都是他的私有财产。有用时取用，无用或不可得时，便毁掉它。书是他搜罗的，剑是他佩带的，国家是他坐的——既然都要失去，不如亲手毁掉。他后来被俘，西魏将领问他为何焚书，他的回答令人震惊：“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把亡国的责任，归咎于读书。把败亡的耻辱，迁怒于书籍。南宋史学家胡三省读到这里，愤然批注：“帝之亡国，固不由读书也。”

  一把烈火焚书卷，千古骂名付笑谈。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下了著名的《论梁元帝读书》，对萧绎的焚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说：“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然而所取者，华藻之也，非大义之正也。”意思是，萧绎读书著述，不过是追求辞藻的华丽、典故的繁复，用来夸耀自己的博学，而从未领会书中的大义，更从未将书中道理用于治国理政。王夫之进一步指出，梁元帝之亡，并非读书之过，而是读书不得其法之过：“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者也。心不定，则所学者杂而不醇，异端邪说，流俗小智，乘间而入，大则蚀其心，小则荒其日。此元帝之所以迷而至此，至死而不悟也。”没有确立志向，读书再多也不过是知识的堆砌，反而可能误入歧途，自以为是，刚愎自用。

  江陵城破后，西魏军队“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余家，其余老弱幼小尽数被杀，天寒地冻中，二三万人沿途冻死或被踩死。更令人唏嘘的是，在焚书的熊熊大火中，自诩读书人代表的萧绎大呼“读书无用，文化已死”，但征服者却恰恰看重这些。据记载，西魏将领于谨、杨忠等“捃拾遗逸，凡四千卷，将归长安”。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写道：“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余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海内再无书府——这是怎样沉痛的句子。颜之推本人就是这场浩劫的亲历者。他曾在梁元帝手下为官，亲眼目睹江陵陷落，后被掳往北方。他在《颜氏家训》中写道：“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那些在南方世世代代为平民的人，仅仅因为读过书、有文化，到了北方就受人尊敬。讽刺的是，在焚书者眼中毫无用处的书本，在“蛮族”统治者眼中却是珍宝；在自诩文明正统的江陵城中被付之一炬的典籍，在北方的朝堂上却被小心收存。

  1470年过去了。江陵焚书的烟尘早已散尽，但是，这场文化浩劫留给后人的思考，却从未停止。梁元帝焚书，固然是个人的疯狂，但也是历史的必然。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说：“历史的悲剧也正发生在皇帝身上。一旦图书为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个人的私产，不仅从此与民间绝缘，而且随时有被篡改或销毁的可能，也会成为一位皇帝或一个朝代的殉葬品。”在专制制度下，一切都属于皇帝：土地是皇帝的，百姓是皇帝的，文化自然也是皇帝的。他可以聚天下图书于一室，就可以一把火将它们化为灰烬。他可以让学术繁荣一时，就可以让文化万马齐喑。萧绎不过是这种制度的极端体现者——当他认为自己拥有绝对处置权时，毁灭便与创造一样理所当然。葛剑雄先生还曾痛切地指出：“本应属于全体公民所有的文化遗产实际为个别特权人物所占有的现象，在辛亥革命后还是屡见不鲜。直到文化革命中，江青、康生之流还能拥有大批珍贵文物。”封建制度覆灭了，但那种将文化视为私产的观念，却远未绝迹。

  梁元帝死前，以宝剑斫柱，长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他不知道，文武之道，不在14万卷书中，更不在他所佩的宝剑上；而在万千读书人的心中，在代代相传的文脉里。书可以焚，柱可以斫，人可以被杀，但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文化就不会断绝。颜之推被掳往北方，却写下了《颜氏家训》；庾信滞留北国，却写下了《哀江南赋》。他们就是未灭的火种。王夫之在评点江陵焚书时，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书何为者哉？　非以博闻也，非以辩也，非以悦耳目也，非以矜所长也。”读书，既不是为了炫耀博学，也不是为了辞藻华美，而是为了明白事理、修己治人。梁元帝读书万卷而亡国，不是读书的错，而是他从未真正读懂书。

  今夜，漫步在梁元帝当年后花园东湘苑旧址盆景园里，遥想当年那场大火。14万卷书化作灰烬，随风飘散在长江上空。但文化的江河，终究不会因一场大火而断流。只是，每当我们拾起一卷残存的古籍，每当我们面对某段缺失的历史，都该想起那个寒夜，想起那声叹息——

  “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这叹息，是警示，也是鞭策。参考文献

  1.葛剑雄：《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载《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2007年版

  2.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

  3.李延寿：《南史·梁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

  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6.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