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窦晗

  我的识字，是从烟纸、糖纸和火柴盒上开始的。母亲是我识字读书的启蒙人。儿时，她总从墙角、灶头，攒回各式各样的纸片：抽空的“大公鸡”烟盒，糖果剥下来的彩纸，火柴盒贴花，还有年画边角……这些就是我人生里头一批课本。

  夜里煤油灯捻亮，黄豆大的光焰跳一下，把我们娘俩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悠悠的。她盘腿坐在床头，把我揽在怀里，粗糙的指尖点着纸片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拖得很长：为—人—民—服—务……

  我跟着含含糊糊地念。窗外蛙鸣漫进来，村头抽水机嗡嗡地响，夜的潮气、字的发音、还有煤油灯发暖的味道，在我耳边糊成黏乎乎的一团。那些方方正正的字，被母亲的指尖一个一个摁进我记忆的软泥里，沾着烟草的苦，裹着糖纸的甜，还有火柴盒磷硝的涩。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些气味会跟着字一起长进肉里，以致几十年，一摸起纸页，这股味道还会先浮上来。

  后来上了学才知道，原来字是有“家”的。它们端端正正住在课本的田字格里，横平竖直，半点不能歪，被老师的教鞭点得齐齐整整：“上中下，天地人，你我他。”像生产队育秧田里的秧苗，行是行，列是列。

  每当念这些规规矩矩的字，总是会想念母亲教我的那些：它们歪在烟盒的折痕里，斜在糖纸的背面，挤在火柴盒的侧边，藏在年画娃娃的衣角。

  家里阁楼上堆着父亲和叔叔们上学时的旧课本，我总偷摸爬上去，一待就是小半天。

  那时候书少，能看的就那么几本。直到12岁那年冬天，在武汉工作的父亲扛着行李回家过年，包里除了红糖、苹果、年糕，还压着四本崭新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

  那4本书我整整看了3年。不认识的字跳过去，看不懂的诗就略过去，磕磕绊绊地读，翻来覆去地看。

  直到初中的一节语文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粉笔灰簌簌飘落。我盯着那几个字忽然就愣了，想起阁楼上飘着灰尘的光柱，想起煤油灯下母亲暖烘烘的怀抱，想起四大名著里那些被我跳过去的生僻字。

  原来光“读”是不够的。我开始学着“想”。想那些字凑在一起到底说的什么，想书里的人为什么要做那样的选择，想那些故事为什么偏是那样的结局。有时候想通了，心里忽然就亮了，像火柴“嚓”地划着，暖光就晕开一小片；有时候想不通，就搁在心里存着，过些日子再翻出来想。这个过程就像秧苗，你天天去田埂看，看不出半点变化，可等十天半月再去，它已经悄悄高出水面好大一截了。

  后来读到一句话：“鸟可以停在细小的树枝上，不是信任树枝多牢固，而是凭借强大的翅膀。”我盯着书页忽然就笑了。那时候在阁楼上翻旧书，在煤油灯下跟着母亲念字，只觉得多认一个字，心里就多亮一点；多翻一页书，头顶的天就好像高一点。原来那些火柴盒上歪歪扭扭的字，那些翻得掉渣的旧课本，那些磕磕绊绊读下来的故事，从来不是要给我什么，只是默默帮我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

  去年回村，田还是那些田，秧苗绿得晃眼，只是再没人蹲在田埂上，用捡来的纸片教孩子认字了。村里建了农家书屋，亮堂堂的玻璃窗，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风从江汉平原吹过来，扫过秧田的梢，吹进书屋的窗，翻得书页哗哗响。那些曾经在煤油灯下金贵得不得了的方块字，如今像田里的秧苗一样寻常，谁都可以随手拿起，静心品读。

  我站在书屋门口，忽然就懂了：读书没改土地的性子，也没改庄稼的长势，却让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人，心里多了一簇光。那光不亮，却够你低头插秧的时候，能望见田埂的尽头；抬头看天的时候，知道天外还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