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中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熊审病重之际，向群臣提出请求，在他死后，谥号为“灵”或“厉”。这两个均属春秋时期典型恶谥的称谓，似乎与楚共王在位三十一年的政绩形成了强烈反差。对此，也引发了后世学界对其行为动机的持续探讨。笔者综合相关文献，从三个方面予以简要论述。

  其一，以退为进促成公允评价。

  有文献认为，楚共王请求恶谥，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因为他深知，谥号的最终议定权掌握在朝臣手中，主动提出极端负面的谥号选项，反而能引导朝臣客观权衡他的执政功过，最终拟定符合实际的公允谥号。

  维基百科《楚共王》条目明确指出，春秋时期国君的谥号由朝臣根据其生平事迹共同议定，君主生前的自定意愿仅供参考，不具备最终效力。楚共王作为资深君主，主动请求恶谥的行为，可能是充分利用规则，来引导朝臣的评价方向。

  据《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去世后，大夫们最初主张，遵从遗命确定恶谥，但是令尹子囊反驳道：“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最终确定谥“共”。“共”（通“恭”）在谥法中为美谥，意为“既过能改”“尊贤贵义”。这一谥号，既认可楚共王的政绩，也肯定他的自省态度，正是对其功过的公允评价。

  有当代学者认为，楚共王即位初期，就主持过蜀地十一国会盟，使楚国声势达到顶峰；楚共王推行休兵息民的政策，通过盐业贸易与土地开发，增强了国力；楚共王安抚蛮夷、征伐南海，扩大了楚国疆域，并推动了中原与南方的文化融合，等等，这些功绩足以支撑“共”谥的合理性。

  其二，对执政过失的深刻自省。

  有文献认为，楚共王请求降低谥号，源于自身执政生涯的过失，是一种真诚忏悔与深刻反思。纵观楚共王的一生，始终以恢复父亲楚庄王的霸业为己任，却因为自身能力与客观条件的限制，最终导致了霸业的中落，尤其鄢陵之战惨败，让楚共王深感愧疚，临终以请求恶谥，承担责任、践行自省。

  据《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明确对大夫们表示：“寡人没有德行，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主，生下来十年先君就去世，没有来得及学习师保的教训而蒙受了许多福禄，因此缺乏德行而在鄢陵损失了军队，让国家蒙受耻辱，让大夫担心，这都够严重的了”。这段自责，是楚共王忏悔的核心内容：年幼继位缺乏治国历练、鄢陵战败辱国辱臣、丢失楚庄王的霸业。

  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惨败是对楚国霸业的致命打击。值此一战，楚共王本人被晋将魏锜射瞎了左眼，司马子反因为醉酒误事自杀，最终楚国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权，导致晋国重新确立霸权。可以说，鄢陵之战是楚共王的终身遗憾，是无法释怀的痛点，用一句俗话来说，是他肠子都悔青的恶梦。

  楚共王执政期间，出现的权力困境，也加剧了他的自责心理。楚共王小小的十岁年纪继位，在比较长的时间，国政由子重和子反两个叔叔掌控，二人因为专权，导致楚国人才流失，比如申公巫臣叛逃晋国，还继而引发吴国崛起，使之成为楚国的劲敌。这些，虽然不是楚共王直接造成的，但作为国君，他深感责任就在自己。所以，在临终前以恶谥自贬，这也体现了楚共王仁厚自责的性格。

  其三，以自贬警示后世继承者。

  有文献认为，楚共王请求恶谥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政治警示意图。他通过主动接受负面评价，是向后世继承者与朝臣传递一种警示：“霸业不易、失德致败”。由此，督促继任者（儿子楚康王），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同时，希望以此凝聚朝臣对楚国霸业的责任感，扭转楚国中落的国运。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谥法起源于古代的西周，其核心功能是“惩恶劝善”，通过对逝者生平的褒贬评价，来引导各位生者的行为。据《逸周书·谥法解》的明确界定，“灵”为“乱而不损曰灵”，“厉”为“戮杀不辜曰厉”，均属典型的恶谥。有文献认为，楚共王选择这两个谥号，可能是利用谥法的教化功能，以自身作为反面教材，用来警示后人。

  楚共王执政时期，楚国经历了从楚庄王霸业顶峰，骤然到中落的大幅度转折，不仅在中原争霸中败给了晋国，还面临着吴国的持续侵扰，由此导致国内统治基础产生了动摇。有文献认为，楚共王以恶谥自贬，能够激发朝臣的危机感和使命感，督促他们辅佐新君，重振国威，这一行为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动员。

  有学者认为，楚共王临终请求恶谥，还与他的“埋璧定君”行为一脉相承。楚共王曾经通过埋璧占　卜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继承人，体现了他对楚国未来统治稳定性的深切关注。临终请求恶谥，也是为了保障楚国长远发展。埋璧定君侧重于权力传承，临终请求恶谥侧重于精神警示，都是为了实现楚国中兴的梦想。

  总的来说，楚共王请求降低谥号，源于先秦时期各国君主的政治责任担当，符合周代“礼治”文化中君主的道德自律传统，也是楚国霸权衰落时期的一种政治智慧。楚共王试图为继位者楚康王铺平治国中兴的道路，同时折射出谥号制度在周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历史片段，引人深思。作为经典案例，已经被后世多重解读和反复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