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楹联既是文字的凝练表达，也是哲思的艺术呈现。千百年来，它或悬挂于庙堂楼阁，或张贴于寻常百姓家，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精神寄托。然而，当楹联从文人案头走向广袤乡村，成为每一个村庄的文化符号时，它的意义便超越了艺术本身，成为文化自觉与乡土记忆的碰撞。王福学先生的《公安县乡村楹联书法》一书，正是这样一部兼具艺术性、文化性与时代性，同时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之作。
作者是公安县退休干部，对这片土地饱含深情。他以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对故土的赤诚之心，历时三年，走遍公安县山山水水，为全县16个乡镇、312个行政村、54个居委会创作335副专属楹联，并以书法形式结集成册。这一创举，填补了乡村文化建设的空白，更让楹联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当代焕发新生。
系统性和创新性有机统一，是《公安县乡村楹联书法》最引人注目的特色。这种“一村一联”的创作模式在全国尚属首创，它不仅覆盖范围广，在内容上也实现了突破。每副楹联都巧妙地嵌入村名，同时融入当地历史传说和风土人情。例如，油江口村联：“左公立营，吕仙现身，骚客赋诗，智者添彩，百代文人留胜迹；油水横笛，河口邀月，江流环抱，梅花斗香，千年古址绽芳华。”，既嵌入了村名，又化用吕洞宾在此修道的民间传说和梅花古渡的历史典故，让一副小小的楹联承载起厚重的文化记忆。德义垱村联：“德泽长流家道富；义仁永在路途宽。”，通过嵌字联形式，让渐被遗忘的地名重新焕发光彩。再如，高建村联：“高标风范于村组；好建根基为众生”，既嵌入村名，又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具有多重价值。
首先，它发挥了类似地方志的功能，通过楹联这一艺术形式抢救和保存大量濒临消失的地名记忆。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创作时参考了《公安县地名志》《公安县地名故事》等资料，使楹联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浓缩的地方志。例如“德义垱村”这样的地名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逐渐被遗忘，但通过楹联的艺术再现，这些承载着乡愁记忆的地名得以重新焕发光彩。
其次，这些优美的楹联书写后悬挂于村部、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增添人文气息，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亮点、乡村美育的重要载体。如凤凰村联：“灵山秀水，俊鸟栖息；神木丹丘，凤凰涅磐。”黄岭村联“黄岭千秋月；北湖一片春。”上升村联：“若松而永，若鹏而上；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三副楹联虽风格各异，却共同展现了传统楹联“立象以尽意”的艺术特质。引经据典而不显晦涩，化用口语而不失雅致，在方寸之间构建起意蕴丰富的文化空间，堪称当代乡村楹联创作的典范之作。
最后，作品通过激活地域文化基因，凝聚乡土认同。如三袁居委会联：“两袖清风，百年德范称贤士；一身傲骨，数卷诗文醒世人。”车胤居委会联：“愧我无联题夜读，羡君有彩耀京都。”对公安三袁德行和文化的呈现，对囊萤夜读历史典故的高度概括，让居民更直观地感受家乡的历史，对本土文化产生更深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王福学先生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他成功地将梁章钜《楹联丛话》中的楹联学理转化为具体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创作过程中注重乡土语言的运用，联语通俗易懂，却又意蕴悠长，如五洲村联：“财通四海；福惠五洲”，既符合农民审美，又传递美好愿景。使作品既有艺术高度，又不失乡土气息。这种“学术乡土化+文化在地化”的模式，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用笔墨书写乡愁，用艺术服务乡村。作者在自序中写道：“书写是在2024年大热天进行的，这是最不宜书写的天气。因为不想用空调，墨水中也渗进了很多汗水。”这句话生动诠释了文化传承者应有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正是文化传承最珍贵的部分——既有学者的严谨，又有艺术家的热忱，更有游子对故土的眷恋。正是这种将学术严谨与艺术激情、文化理想与乡土情怀完美结合的精神，使得《公安县乡村楹联书法》超越了普通艺术作品的范畴，成为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一次有益探索。
《公安县乡村楹联书法》是一部楹联集，更是一部乡村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这部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艺术成就本身，更在于它是在有意识地探索传统文化服务当代乡村建设的可行路径，它证明，传统文化可以“活”在当代，可以服务基层，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
“墨染千村留乡韵，联书万象醒春风。”当楹联艺术从文人书斋走向田间地头，当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的生机，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一项艺术创新，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生动体现。《公安县乡村楹联书法》启示我们，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于扎根生活、服务人民。希望这样的模式能在更多地区推广，让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印记，都能绽放出独特的文化星光，让每一位游子都能在楹联中读到乡愁，让荆楚大地千村万户都沐浴在这传统文化的春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