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表现为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中华民族以其博大的胸怀对各种文明吸收扬弃，使得中华文明具有非凡的融合力和创造力。楚文化的形成和壮大，正是这一包容性的生动写照。

    楚民族是一个具有开放融会精神的民族，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善于兼收并蓄，乐于择善而从。作为先秦的重要文化支柱，楚文化从茁长而至鼎盛的过程，就是融会与传播的过程，既促进了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又绽放出独特的无穷魅力。楚文化的博大包容，是中国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后来居上的文化，汲取中原文化的营养是楚文化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向中原文化学习，首先是学习中原文字。张正明先生分析道：“可以推想，楚言与夏言原是两种不同的民族语言。由于楚人长期与诸夏交往，使用诸夏的文字，诵读诸夏的典籍，有很多楚人就学会了夏言，而楚言也逐渐与夏言靠近了。”在科技和艺术上，中原地区也是楚国长期学习的对象。楚国青铜铸造、丝织业的突飞猛进乃至后来居上，得益于长期向中原先进地区的学习、借鉴。楚国还主动吸收中原礼乐文明。

    楚文化的博大，也是向长江流域各文明学习、融会的结果。上游的巴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不如楚人，但楚人仍然十分注重吸收巴文化的因素。楚人有着发达高雅的音乐，但对巴人的俗曲喜爱到以至狂热的地步，成语“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就是对此的生动写照，成为中国文艺提倡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典范。

    楚人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不仅限于中华之域，对于域外的优秀文化，也同样吸纳甚至模仿。在各地楚墓中多次出土的“蜻蜓眼”琉璃珠，其色彩、纹饰具有明显的南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特色。楚人应是对域外传来的此物爱不释手，争相用来作配饰，后来甚至开始仿制，在仿制中又添加了自己喜爱的传统纹样如菱形纹等。刘玉堂先生认为：“‘蜻蜓眼’琉璃珠体量虽小，却是中国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信物，扮演着联络东西方两大世界信使的角色，意义非同寻常。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东方的楚国与西方发生文化互动，比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要早出将近四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