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耕备耕时，监利某乡镇无人翻耕下种的耕地占全乡耕地一半左右，撂荒现象严重。愿意种田的农民就把撂荒田捡回来自己种，久而久之当作自家田。

  后来中央提出“三权分置”，允许农民流转土地经营权，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看到政策曙光的朱家父子，开始四处流转土地，家里田亩越来越多，接近200亩。父子盲目乐观很快被现实“打脸”。

  2014年以来，监利推广“虾稻共作”提升种粮综合效益，土地流转费水涨船高，每亩从300元涨到800元。在朱立勇看来，土地流转费超过600元就不划算，流转面积越大可能会越亏本。

  何况，在双季稻生产中，风险也是双倍的，春季低温、夏季高温热害、汛期洪涝、秋季寒露风等都是威胁，不少农民因品种搭配不合理、生产茬口没接好、农机具调运不及时等原因，导致减产减收。

  身边不少案例印证农业种植规模越大，风险也越大，“规模不经济”就出现了。这也让父子俩逐渐意识到，摊子铺得太快，超出管理能力，只会事倍功半。

  多年试错，朱氏父子盘算种植100亩双季稻，规模比较适中，风险可控，还能节本增效。

  朱立勇说，100亩规模的农资需求量比一般散户大，采购往往是批发价，机械化作业费用也便宜两成，综合算下来，每亩能节省成本180元。

  适度规模是散户无法比拟的优势。朱立勇把多余精力投入社会化服务，一年收入30万元。

  夕阳西下，百亩稻田褪去金黄，换上绿装。望着绿油油的秧苗，朱氏父子满脸欣慰。今年“双抢”顺利过去了，老朱没有往年的疲惫，小朱也有不错的收益。父子俩的“双抢”，从负担变成服务，从生计变成生意，一场跨世纪的“双抢”接力就此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