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力

  每年教师节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孙老师的身影。不是什么鲜明的轮廓，只是清瘦得像水墨画里的竹子，肩背微弓却立得端正，袖口总沾着些粉笔灰，连说话时的语气，都带着股墨香般的耿直。

  初二年级开始，他带我们语文课，第一堂课的内容早被岁月磨淡了，只记得他握着粉笔的手很稳。“‘愁’字的撇要舒展，‘诗’字的言字旁要窄，藏着文字里的含蓄分寸。”他在黑板上写字，一笔一划都像在临帖，连笔画间的留白都透着讲究。可那时的我们，正是课间追着篮球跑、课本里夹着明星贴的年纪，满心都是“振翅飞天”的幻想，哪能耐烦的听这些“没用”的细节。

  记得第一次作业是两道阅读理解题，写在32开的小本子上，两三行就能答完。我握着笔潦草地画，“肺腑”的“腑”少了左边的“月”，“酝酿”的“酿”字的“酉”少了一横，连题目里“赏析修辞手法”的要求都没细看，只随便抄了两句原文，写完随手塞进书包，满脑子都是放学后去操场打球。隔天作业本发下来，红笔尖的痕迹刺得人眼热，缺画的字被圈出来，旁边补了工整的范例，漏答的赏析要点旁画了个醒目的问号，末尾空白处，是三个正楷小字“不认真”。那红墨水像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头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碎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根本记不清我的样子，也未必确定是我改了评语，可他还是用这样温柔的方式，戳破了我那点自欺欺人的小聪明。

  从那以后，我再不敢敷衍功课。他批作业时依旧严格，错字会标上红圈，漏答的要点旁会补注“再读原文第三段”，可要是我精准抓住了“比喻手法的妙处”，他会在后面画个小小的笑脸，连笔尖都透着暖意。50多岁的他，像守着菜园的老农，我们这些“小苗”长歪了，他从不用蛮力掰，只是轻轻扶着，慢慢引着。课程快结束时，他给我们讲《红楼梦》里的黛玉葬花，说到“花谢花飞飞满天”那句，他皱着眉摇头：“这句子里的愁，是揉进骨头里的，不是简单的难过。”可话音刚落，他又笑了，眼里闪着孩童般的较真，让我忽然觉得，那些纸页上的文字，都活了过来，有了温度。

  如今我偶尔再翻起孩子们的语文课本，就会想起讲台上的那道身影，孙老师身子稍向前倾，卷了边的教科书摊在讲桌上，阳光落在他鬓角的银丝上，他在黑板与课桌间来回走，把唐诗的婉约、宋词的豪放、散文的细腻，都化作耳畔的低语。他教给我的，从来不止那些印在课本上的知识，更是对文字对知识的敬畏、对事情的认真态度，像一颗种子，落在我心里，慢慢发了芽，长到如今，依旧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