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伟明

  老屋连影子都没了。

  土墙酥了，碎了，瘫成一摊黄土。屋顶的瓦片碎尽，梁木朽烂，院子里的草疯了一茬又一茬。我们这一代人都进了城，没人回去翻修。老屋彻底没了，像从没存在过一样。

  但屋场边那三棵大杨树还在。

  50多年前，父亲栽的。那时他正当年，腰板挺得笔直，抡起锄头挖坑，把树苗一棵棵扶正、培土、浇水。年复一年，树长大了。高的有两三层楼那么高，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夏天树冠撑开一大片浓荫，我们在底下游戏、乘凉。风吹过来，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有人在头顶鼓掌。

  但50多年过去，十几棵树，死的死，倒的倒，就剩了三棵。

  有一年回老家，一个堂弟提议说，这三棵树也不小了，要不找人来砍了卖掉，也能值几个钱。

  我没多想，脱口就说：“这是三炷香——敬天、敬地、敬先人的。”

  堂弟头点得像鸡啄米，之后再没说卖树的话。

  说心里话，我这么护着这几棵老杨树，就是觉得它们像极了家父，像极了我们那方土地上老一辈的人。

  父亲是个裁缝。

  方圆几十公里，提起他的名字没有不知道的。谁家儿子娶亲，谁家闺女出嫁，谁家老人做寿衣，都要来请他。他手艺好，量体裁衣，心里有尺子。他做的中山装，领子服帖，口袋方正。他做的棉袄，絮铺得匀，针脚密实。

  他有一个记账本。那时候乡里人做衣裳，大多不是现钱，一般是年底才结，所谓的“杀猪汇账”。有几户人家实在拮据，一年欠一年，父亲从不催。年三十晚上，坐在灯下翻账本，看一会儿，合上，该做的新衣裳照做。母亲还在的那些年，偶尔会嘀咕几句，他就笑笑，说：“穿不上衣裳的冷，比欠钱的冷更难熬。”母亲走后，那个账本他再也没翻过。

  他大徒弟基本上算是个孤儿。十几岁来学手艺，父亲管他吃住，一住就是好几年。后来出师了，自己开了铺子，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稳当。逢年过节，他比谁都来得早；家里有事，他比谁都跑得快。父亲生病，他守在病床边，我们撵都撵不走。

  每年如此。

  父亲这辈子，似乎总在接别人不肯接的东西。

  联产承包那年，队里分田。“冷大丘”那块地，地力特别薄，谁也不愿要。父亲说：“给我。”别人看他像看傻子。他没解释。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他是觉得那地离老屋近，来回方便照看。别人眼里的包袱，他接过来，不声不响。

  父亲今年91岁了。前几年心梗脑梗，从鬼门关上拽回来，恢复得慢，腿脚不利索了，时不时要用轮椅。今年清明，大外甥从美国飞回来，要回老家踏青祭祖。没料到老父亲坚持要参加，说是要辞个路。大家虽为此着难，但还是依了老人家。

  不过我们没让他上山。他按我的安排，坐在堂弟的堂屋里，会见故里亲人。

  堂兄弟几家来了。大徒弟两口子来了。后来，老邻居贾府的老大、老二也来了。贾老大当兵复员后进了葛洲坝集团，有出息，常年在外，难得碰上一面。说起来，他小妹就是我一个堂弟的爱人——这亲上加亲的关系，在乡下就是一家人了。

  正说着话，堂弟媳从厨房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开饭了！”

  那顿饭，弟媳妹做了整整两大桌。鸡是自家养的，鱼是塘里捞的，菜是地里刚摘的。两大桌坐得满满当当，陈家贾家的人混坐在一起，倒像是从来没分过彼此。

  我喝着酒，看着这满屋子的人。忽然想起那三棵树。

  老屋没了，影子都没了。但屋场边那三棵大杨树还在，枝杈伸向天空。它们不说话，也不用说话。它们替父亲站着，替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站着。

  而眼前的这些人——大徒弟，贾府老大老二，堂兄弟几家，还有我们这些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不就是那三棵树扎在地下的根么？　看不见，但都在。

  风来了，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有人在头顶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