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锦

  记得王计兵在2025年央视春晚朗诵《请原谅》时，舞台灯光将外卖服照得熠熠生辉。这位被媒体称为“劳动者诗人”的创作者，以诗集《低处飞行》完成从骑手到文化符号的跨越。然而，这种跨越并非一场轻盈的蜕变，而是一场充满撕裂感的悬浮叙事。

  《低处飞行》这本书与《我的阿勒泰》　《我在上海开出租》等作品共同构成“底层叙事”的文化景观。王计兵最初试图以诗集为外卖群体发声，但最终呈现的文本却溢出这一范畴——关于母亲的皱纹、城中村的月光、工地扬尘中的咳嗽，这些碎片化的意象拼贴成一幅更庞杂的底层浮世绘。这种题材的泛化，恰恰暴露了“素人写作”的悖论：当个体的苦难被提炼为文学商品，真实的生活褶皱反而在修辞中被熨平。

  《导航》一诗极具隐喻性：“我的电瓶车是铁做的舟，地图是流动的河/系统在云端发号施令，我不过是水面上颤抖的倒影。”算法时代的外卖骑手，既是被数据流裹挟的“工具人”，又是试图在缝隙中打捞诗意的觉醒者。这种双重身份的矛盾，在王计兵的笔下并未走向悲情控诉，而是化作一种克制的荒诞感。当他在郑州读者见面会上写下“低处也有风声如鸟鸣”时，这种诗意转化已然从私人体验升华为公共情绪按摩术。

  王计兵的诗歌语言常被赞誉“充满泥土的质感”，但这种美学特征本身值得警惕。《低处飞行》中，“汗水在工牌上结晶成盐粒”“外卖箱像一具移动的棺椁”等意象确实令人震颤，但当类似修辞高频复现时，苦难的独特性反而被消解为程式化的符号。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失败”的诗句——比如《暴雨夜》中“雨水灌进手机听筒，顾客的抱怨变成电流的杂音”，这种对技术物与身体关系的笨拙捕捉，恰恰撕开了诗意滤镜，暴露出劳动者与数字平台之间未被驯服的紧张关系。

  这本书中，他不再局限于外卖员的单一视角，而是将笔触伸向城中村拾荒者、高龄农民工等更边缘的群体。当“塑料瓶碰撞的声音像散落的硬币在哭”这样的句子出现时，诗人的社会观察超越了职业身份局限，却也陷入新的困境：这种跨阶层的共情是否真正抵达了他者的生存本质，抑或只是知识分子式的俯瞰想象？

  《低处飞行》这本书引发的最大争议，在于它既被视作“劳动者的诗歌纪念碑”，又被批评为“中产焦虑的抚慰剂”。在南京新书分享会上，有大学生坦言这些诗作“让我在实习通勤的地铁上不再孤独”，而外卖平台则批量采购诗集作为“骑手关怀物资”。这种双向收编揭示了当代文化生产的吊诡：底层叙事越是纯粹，越容易沦为更高阶层的精神消费品。

  但王计兵的价值或许正在于这种矛盾性。当他在《晚霞》中写下“天空的淤血被夕阳点燃，我们都在等一张止痛的订单”时，疼痛与美学的辩证关系被推至极致。这种写作不是对苦难的升华，而是对异化的显影——当骑手在算法中“飞行”，当诗人在流量中“低处”，所有关于底层的浪漫化想象都被解构为荒诞的存在主义剧场。

  《低处飞行》这本书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它是否为底层群体赢得了话语权，而在于它证明了诗意在系统暴力中的顽强存续。那些在配送间隙写在烟盒、收据背面的诗句，如同水泥裂缝中钻出的野草，宣告着机械劳动无法碾碎的精神主权。当王计兵在春晚舞台念出“请原谅夜晚高举的火把，那是我在人间寻找遗失的指纹”时，一个更残酷的问题随之浮现：当“外卖诗人”成为文化景观，数百万仍在深夜穿行的骑手，他们的指纹是否永远遗失在了系统的黑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