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鱼

  端午至，艾叶悬门，粽香盈室，而雄黄酒之味，总在记忆深处氤氲不散。这一盏琥珀色的酒液，承载的不仅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更映射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以及文化血脉中生生不息的智慧与诗性。

  雄黄酒的起源，常与屈原投江的悲壮传说交织。据传，屈原故里百姓恐蛟龙噬其遗体，遂投粽入江，更有一老医倾雄黄酒于水中，蛟龙浮出，百姓抽其筋为绳，以雄黄涂孩童七窍，自此衍生端午饮雄黄之俗。此传说虽染神话色彩，却暗含古人以毒攻毒的生存哲学——雄黄含硫化砷与汞，其毒性可驱虫蛇，恰如《白蛇传》中白素贞饮雄黄现形，以“毒”镇“毒”，以“凶”克“凶”，实为一种对自然力量的模仿与驯化。

  古时五月被称为“毒月”，湿热交蒸，疫病横行。《礼记·月令》载：“阴阳争，死生分”，此际蛇虫肆虐，邪气侵体。雄黄性辛温，可“解虫蛇毒燥湿，杀虫祛痰”（《本草纲目》），故以雄黄入酒，既为外敷消毒之药，又成内饮避瘟之符。孩童额间书一“王”字，仿猛虎威仪；酒洒墙隅，驱虫豸于无形；井中投雄黄丝囊，净水源以护生民——这些仪式化的举动，实则是古人在医药匮乏年代，以金石之力构筑的生存防线。

  雄黄酒不仅是药，更是诗。汪曾祺笔下“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恰如古诗所云：“唯有儿时不可忘，持艾簪蒲额头王”。这一抹朱砂色的“王”，既是对猛兽的拟态，亦是对生命的加冕——孩童借虎威辟邪，成人以酒力壮胆，暗合“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杭谚“五月五，雄黄烧酒过端午”，更将饮雄黄升华为岁时节令的诗意符号，酒中既有对屈原的追思，亦有对丰收的期许。

  今人视雄黄酒为“热饮如同饮砒霜”（俗语），因其硫化砷遇热易转化为砒霜，内服伤身。现代医学的清醒，反衬出古人经验的局限，却也凸显文化演进的必然。如今，雄黄酒渐被菖蒲酒、黄酒替代，或仅作外敷驱虫之用。这一转变，非对传统的背离，恰是文明在祛魅与存续间的平衡——我们不再仰赖雄黄的毒性，却仍以艾草菖蒲的清香延续端午的仪式感，以龙舟竞渡的鼓声传递族群的精神。

  饮雄黄之俗式微，但其背后的文化基因未灭：对自然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对诗意的栖居，仍流淌在端午的血脉中。从“雄黄烧酒”到“菖蒲清醴”，变的只是载体，不变的是中国人对生命的珍重与对自然的顺应。或许，端午饮酒的真谛，从来不在杯中物，而在举杯时那一份对天地万物的谦卑与祝祷。